中国金融风险面面观

主持人：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巴曙松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何帆  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政府“两会”上，国务院在工作报告中，再度强调了要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开个好头，继续坚持“三去一补一降”。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了防范金融风险、守住风险底线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加速转型不可能不给金融体系带来压力。中国金融风险总体状况如何?又应如何着手对金融监管进行变革，使金融体系能为经济增长转型保驾护航?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作为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中国银行业通过持续补充资本，提取较高拨备，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景气周期：资本资产收益率维持良好，不良资产率也控制在较低水平。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和结构调整，银行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两位看来，和国际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处于怎样的状况?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债转股等政策调整，未来中国银行业还要承受多久和多大的压力?

巴曙松：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商业银行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资产负债调整。随着欧元区、日本等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低息差对银行经营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特定的存贷款利差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随着叠加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准入管制的逐步放松，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呈现持续回落态势。从发达经济体看，截至2015年三季度，美国G-SIBs(系统重要性银行)实现净利润25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2%，ROA和ROE分别为0.8%和8.5%，净息差为1.7%;欧元区主要银行的ROA和ROE分别为0.4%和7.8%，净息差为1.5%。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上市银行的ROA和ROE分别为1.16%和17.69%，依然处于较高水平。资产质量方面，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率从2013年二季度开始，连续10个季度持续增长，至2015年底已达1.67%，不良额达到1.27万亿元。而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美国G-SIBs不良贷款率为1.0%，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欧元区主要银行不良率为3.8%。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正经受着经济周期性回落和结构转型的考验。

目前看来，去杠杆和去产能、去库存等有望在2016年有进一步的突破。这些风险的释放，会不同程度地推动中国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上升和潜在风险的逐步暴露。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潜在风险逐步暴露后，如何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化解不良资产的市场化机制。不良资产债转股如按账面价值进行转股，可能会对债权银行产生短期的账面重组收益，从账面角度改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提升拨备覆盖率;但是债转股是否可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把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资产置换为更为优质的股权，还要取决于企业在债转股之后的经营状况。回顾1997—1998年阶段的清理产能过剩过程中，债转股就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化解不良的方式，1999年被剥离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中，大约有三成就是通过债转股处置的，但这些股权的后续表现差异较大。

何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银行业也将随之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仍承受下行压力、产业结构艰难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业整体面临着更大的风险。银行部门不良率从2013年底的1%提高到了2015年底的1.67%，关注类贷款比例从2014年一季度的2.5%提高至2015年底的3.8%。不良率数据虽然仍然较低，但该数据可能被低估，而且未来还将明显上升。银行部门盈利能力亦在下降，资本利润率从2014年一季度的20.8%下降至2015年底的不足15%，大部分银行在2015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已经降至个位数，有些银行甚至出现了净利润负增长。

预计未来银行部门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经营困难，会导致信贷需求的减少，且信用风险将增加。二是在根据“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政策处置“僵尸企业”的压力下，企业的债务包袱有可能部分地被银行接过去，导致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扩大。三是在经济结构转型中，银行的传统商业模式(主要依靠抵押向重资产、现金流较为稳定的制造业企业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新兴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虽然成长性强但风险也更高，传统银行未必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四是在业务结构上，实体经济对于银行部门的中间业务需求也可能会下降，带来较大的收入压力。

利率自由化之后并未马上出现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寻找基准利率、形成利率走廊仍然有待时日，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还在后面。更严峻的挑战是，诸如第三方支付、虚拟信用卡、互联网理财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不断冲击商业银行在基本支付结算、消费金融、财富管理等基础和新兴业务等领域的掌控力，金融整体呈现脱媒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商业银行正在成为“后台”部门。

钟伟：中国资本市场在2015年经历了大起大落，对投资者信心、实体经济转型和金融稳定都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同时，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境外市场资产价格也发生了异常波动。展望2016年，注册制、股权质押融资等可能会给股市带来怎样的风险?又该如何防范?

何帆：2015年的动荡会对2016年的股市带来较大的影响。市场信心并未完全恢复，负面影响的阴云也未散去。同时，2016年资本市场还可能面临新的风险。

注册制对市场行情的影响是复杂的。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对注册制改革的具体制度做出专门安排，并预计在2016年3月1日施行。但是，3月份并没有正式实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对此，市场解读为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暂缓注册制的实行。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经济下行仍有一定压力，内外风险共振仍存在，如果实行注册制则意味着快速增加供给，可能会对市场行情带来打压，破坏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供求关系。包括停止战略新兴板等举措，都似乎表明在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尚缺乏长远、通盘的考虑，稳定市场信心仍是短期内政策关注的焦点。

股权质押融资的总体规模相对有限，质押率相对较低，如果近期内股市不会出现大幅下跌的小概率事件，对银行部门来说仍属风险可控。但要注意到，在经济下行、杠杆率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如果股票价格下跌，易于触发螺旋形的恶性循环。企业或个人可能因为股价下跌需要缴纳新的保证金或者失去股权，银行部门可能被迫接受股权并蒙受价格下行的新风险，证券市场则可能引发羊群效应。

巴曙松：未来对中国股市影响巨大的改革是注册制。注册制的实质是将公司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来配置金融资源。而监管者的角色也会随之从原来注重事前的审批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更加关注信息披露的质量，让市场根据这些信息来自行决定自己的投融资行为。这使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成为关键，否则，如果前端的门槛逐步放开而后续的监管惩处却不能及时跟上，就可能导致大量侵犯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