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会：积跬步 致千里

G20杭州峰会闪亮闭幕了。在峰会前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在公告中形成的一系列共识，以及对安塔利亚峰会主题的深化和对汉堡峰会主题的引领，为在新形势下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实现G20功能转型也具有深远和开创性的意义。

G20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国际经济学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事实上，从金本位崩溃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就被摆上日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这个问题再次受到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曾将国际政策协调形容为尼斯湖的怪物，谈论得多而见到的少；而托宾更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非常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政策协调，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就很可能是贸易壁垒、资本管制和双重汇率制度。而各国如果以这些政策为武器彼此相待，结果是毁灭性的，最终还是要回到国际协调上来。因此，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不是要不要的理论问题，而是该如何解决协调的现实问题。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内在逻辑是：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会造成政策溢出，而政策的负外部性可能在其溢出过程中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有必要进行政策协调。协调意味着共识，而溢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国政策目标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则会影响共识的形成，进而会增加政策协调的难度。从理论上说，各国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差别，他们的政策方针、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协调的成本收益的不同，以及国家间规模的不对称性以及对经济形势和冲击影响的不同判断，都会给政策协调造成困难。因此，即使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好处尽人皆知，但要各国形成合力，彼此配合，实现集体行动，仍会面临一系列不易克服的主观和客观障碍。G20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G20的合作始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7出于扩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围的需要而搭建了G20。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升级为首脑峰会，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论坛。G20因危机而登上舞台，历史上的确在联合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和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至少防止了国际货币战和贸易战。例如：2008年的首次华盛顿峰会，就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达成共识，通过了47条金融领域改革行动计划；2009年的伦敦峰会，出台了总额为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这些行动决议让世界眼前一亮。

但在金融危机冲击的疾风暴雨之后，G20主导的全球经济协调逐渐开始给人一种飘忽而虚化的感受，不仅议题有些飘渺不定，而且也更难以达成有效的协调成果，以至一些人认为，这个机制可能会因此被边缘化。如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要求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同时为发达国家削减赤字和公债设定了量化指标和时间表，但前者后来被美国国会否决，而后者也因其时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而进展迟缓。此后的2011年戛纳峰会强调要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2012年的洛斯卡沃斯峰会提出致力于保增长、促就业、促稳定，2013年的圣彼得堡峰会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均给人以议题逐渐偏离务实的感受，且不再那么聚焦，出现泛化趋势，也变得越来越原则化。至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将全球经济增长提升2%的目标，尽管不是对各国的硬性要求，还是被多方寄予厚望。但此后的失望不言自明。

本次杭州峰会不仅承接了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的主题，而且很可能成为2017年汉堡峰会关注的重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使G20在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协调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G20峰会采用的“三驾马车”的管理方式，即每届峰会的主办国与上一届和下一届峰会的主办国一起协商会议的议题、议程和会议声明，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歧，达成共识。这一优势在此次峰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有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议题设定和执行能力，在此次峰会上也得到了初步展现。

峰会的成功需要大国引领和协调

大国协调和危机管控是全球治理的基础。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是影响力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始终坚持促进合作、和谐发展理念，并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实现了和平崛起。而和平崛起的中国并无意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规则，中美之间也没有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就构成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基础。

中美同为G20的成员国，两国经济总量约占G20国家的50%，对G20的运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G20现有机制下，虽然中美协调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若没有中美协调，G20的有效性将受到显著影响。因此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更有责任、也有义务借助G20的平台引领中美关系朝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只要中美两国协调合作，G20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今年2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上，中美的协调为G20财金共识的达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6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主要成果包括：交换BIT负面清单；人民币业务将在北美开展，中方将给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RQFII）；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中方将减掉1.1亿—1.5亿钢铁产能，并承诺不新增产能等。在本次G20峰会开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围绕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和建设性交流，涉及中美关系、经济政策与合作、军事、网络安全、反腐反恐、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与核安全等等，达成了一系列广泛的重要共识。在此背景下，中美BIT谈判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三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并在谈判的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