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反思仍需更进一步

从很多方面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足以与1929—1933年“大萧条”相提并论；但就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展而言，这轮危机引致的变革远不能望“大萧条”之项背。这使得我们心有不满，同时也满怀期待。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伯南克认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本身就肇始于那场危机。“大萧条”将古典经济学打出了一道缺口。1936年，凯恩斯以“大萧条”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版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随后，众多宏观经济学流派群起逐鹿，但无一不需要回应来自“大萧条”的诘问。围绕着“大萧条”，经济学家从有效需求不足，到人性心理规律，再到金本位制、货币供给、预期、真实冲击等各视角给出了系统性解释和政策建议，至今仍是我们的饕餮大餐。

“大萧条”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背景，还促成了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构。这个体系以美国经济和美元为核心，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支撑，旨在加强全球政策协调，减少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危机风险。

相比之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缺乏系统性。

从经济理论的演进来看，学者对这轮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观点一是货币政策失误，观点二是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失败，观点三是经济金融存在顺周期性，观点四是全球经济失衡。总体上，这些解释仍未摆脱危机之前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系统的分析模式。

从经济政策的发展来看，一方面，金融危机催生了国际上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包括巴塞尔Ⅲ的推出，美国《多得-弗兰克法案》的出台和美联储权限的扩充，欧洲推出新的统一监管框架，英国变革了传统的分业监管等；另一方面，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性增加，G20取代G7成为全球主要的政策协调平台，并与IMF等国际组织一起，更加重视主要经济体的再平衡。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