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7经济增长前高后稳
2017年，全球经济仍将缓慢复苏，但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方面：投资将趋稳，消费具有保持稳健增长的潜力；通胀压力基本可控，但部分工业产品价格过快上涨值得关注；资本外流和汇率下跌仍将面临较大压力，需要警惕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的风险。总体看，2017年国内经济增长将呈前高后稳态势。
三驾马车增长趋势分析
出口方面
2016年，出口压力较大，但出口增速逐渐回升，一、二、三季度末出口累计增速分别为-12.4%、-9.1%，-8.2%，11月出口增速回正至0.1%。2017年，外贸形势有望缓慢改善，出口可能有3%左右的低速增长。一是各项出口景气指标普遍回升。2016年11月，出口先导指数、出口经理人指数、新增出口订单指数、经理人信心指数分别回升至36.9、40、41.3、45.5；2016年四季度，中国航运景气指数和中国航运信心指数分别上升至98.11、64.14。数据的回升预示出口形势在逐渐改善。二是政策支持出口增长以及促进出口结构升级。近几年，国家出台了大量促进外贸稳增长的政策文件，涉及清理收费、贸易便利化、加大退税力度、发展电子商务、降低融资成本等。2017年，政策重心将逐步从稳定出口增长向推进出口结构升级转变。三是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和RCEP谈判为出口创造了增长空间。四是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出口增长。因此，2017年出口有望止跌回正至低速增长。
需警惕的是，2017年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程度加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特朗普新政预计会就汇率和贸易问题向中国施压，可能会加大对我国出口的制裁力度，中美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英国脱欧后续影响逐渐显现，黑天鹅事件频发，欧洲大选民粹主义抬头等，都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重，不排除全球贸易再次负增长的可能性。
投资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望保持快速增长。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落实的关键年，大量计划项目有望获得批复以及加快落地。2016年1—11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增长21%，预示基建投资能够保持快速增长。第三批项目的范围和规模明显扩大，财政部和发改委PPP项目投资总额合计已达16万亿元；2017年项目落实情况有望好转，对投资会有实质性的拉动。2017年基建投资将可保持17%左右的快速增长，是稳定投资的关键。
制造业投资增长也会适度加快。2016年以来，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上升，促进制造业投资状况改善。2016年1—11月，制造业投资增长3.6%，比上半年上升0.3个百分点，呈低位企稳态势。随着工业通缩的结束，产品价格持续回升，对制造业投资也将起到拉升作用。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增长，都会带来制造业的投资需求。与此同时，在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因素也较多。因此，2017年，制造业投资增长将适度加快，但难以明显提高，预计在4.5%左右。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放缓。由于前期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带动201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6.5%左右。2016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政策趋紧；2017年，一线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的收紧政策还将延续，重点是抑制过度投资、投机、违规等行为。三、四线城市仍处于去库存阶段，着力促进住房需求的合理释放是政策重点。土地成交和新开工规模受限，对开发投资改善造成抑制。因此，预计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放缓至2%左右。支持中小城市、特色小镇建设开发，对供需吃紧的城市适度增加商品房土地，将有助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消费方面
201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1%，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速4.8个百分点：消费发挥了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减弱，对内需的依赖增强，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预计2017年为10.2%左右，保持平稳增长。此外，2017年物价水平将整体上行，对消费名义增速会起到抬升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为消费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推进，居民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有提升。近几年，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均呈平稳上升态势，2016年10月分别为107.2、102.6、110.2点。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不再只注重吃、穿、住、行相关的物质需求，对信息、医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服务类消费需求明显增加，成为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根据对出口、投资、消费的分析，综合考虑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6.5%左右，全年经济增速前高后稳。从产业结构来看，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第三产业增速将保持在7.5%左右，第二产业增长6.1%左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可能上升至55%，第二产业比重降至37%。由于物价水平上升，特别是PPI止跌回正，工业通缩或转换为适度通胀，GDP平减指数可能从2015年的-0.4%上升至2017年的2%，GDP名义增速将高于实际增速。
CPI可控但PPI上涨可能过快
2016年，CPI整体处于缓慢上升过程，预计全年平均涨幅为2%，比2015年上升0.6个百分点。2017年，可能延续上行趋势，涨势较为温和，不会超过3%的年度控制目标。预计全年平均上涨2.5%。原因有二：
其一，宏观经济缓中趋稳，不支持物价快速持续上涨。2016年初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工业领域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并逐渐传导至消费终端，带动剔除食品、能源以外的核心CPI持续上涨。核心CPI的上升将带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形成物价缓慢上行的周期。但2017年，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中性，因此只要调节好货币闸门，不出台大量释放流动性的强刺激货币政策，就不会快速抬升CPI。
其二，蔬菜价格受季节性影响严重，波动性比较大，是左右CPI月度波动的重要因素。由于生猪存栏量下降至3.75万头的低位，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带动玉米、大豆、豆粕等猪粮价格上升，猪肉价格在2017年将迎来上行周期，并自二季度之后开始有所回升；年中，受到夏季天气影响，蔬菜价格可能上升，猪肉价格逐渐迎来上行周期。叠加翘尾因素的作用，CPI涨幅可能在2017年5月或6月迎来年内高点，部分月份涨幅或突破3%。
需要警惕的是，2017年，PPI将会延续上涨趋势，部分产品价格增势可能会过快。2016年，PPI同比增速停止了连续54个月的负增长，在9月转正之后，只用了2个月时间便上涨至3.3%，呈加速上涨态势。原因有四：一是经济运行企稳回暖带动需求，促进工业产品价格上升。二是产能的削减提升了产品价格，煤炭开采和洗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最为明显。三是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带来工业购进价格上涨，金属类、工业原料类价格指数上涨较快。四是不排除大量资金流入工业产品领域抬升物价的可能。预计2017年PPI平均涨幅为5.5%左右，上半年呈快速上涨态势；但随着涨幅逐渐加大以及翘尾因素减弱，下半年涨势会有所放缓。
PPI持续上升反映供求关系的转变，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提升，企业利润逐渐改善，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企稳迹象。但PPI的过快上涨将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PPI过快上涨将刺激企业扩产，影响去产能进程；其次，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价格上涨将抬升下游产业成本，还会抬升最终消费端价格；再次，PPI过快上涨可能引发市场恐慌，企业加快补库存的疯抢行为将进一步抬升价格；最后，大量闲置资金会流入工业产品领域，引起过度投机行为。因此，需要警惕PPI过快的上涨，防止大起大落显现，避免对企业经营发展、实体经济运行和结构性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警惕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的风险
当前，我国已从直接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而且输出步伐明显加快。随着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以及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减弱，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步下降。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国内投资回报率呈趋势性下降，加之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企业和居民对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避险需求及套利需求会明显增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已从2010年的17.4%，降至2015年的6.4%，2016年前10个月进一步降至4.2%；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6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有可能超过1700亿美元，远超实际利用外资规模。
美国经济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从而支持美联储加息，且加息周期已经开启。我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低位，2017年货币政策会继续保持稳健中性，不存在明显收紧的条件。鉴于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态势，中美利差可能进一步收窄或保持在低位，甚至不排除出现利差消失的可能性，从而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的压力。而本币贬值则会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出，且正在推进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也会为资本流出提供便利。资本流出会影响外汇供求，进而影响汇率下跌，使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相互促进、相互加强，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持续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预期，不但可能再度引发股票市场动荡，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还可能拖累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民间投资下行的压力，阻碍产业梯度转移，带来产业空心化的后果。此外，人民币持续贬值和不断增强的贬值预期，还会降低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造成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甚至形成一定程度的恐慌心理。不少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美元和日元等避险货币的资产配置，增加海外资产配置力度，已使本已不振的境内民间投资雪上加霜。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可能会成为妨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拦路虎。
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相互加强所带来的风险还涉及到境内外市场的相互影响、内外部政策的相互掣肘，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管控难度较大，危害程度较为严重。从相关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当下的现实来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和最重要的风险可能就是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下跌及其相互加强。为避免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相互加强的危害性，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应在资本流动、汇率机制和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等方面多管齐下，力促资本流动相对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宏观调控之策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2017年政策调控总基调是稳，保持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财政政策方面
应更加积极有效，在保持稳增长力度、进一步降税清费的同时，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要用好用活财政资金。当前我国仍然存在大把钱花不出去的现象，机关事业单位活期账户上存款持续大幅增加，现已超过20万亿元；大量资金并未得到有效使用，因此需要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支持基建项目建设的同时，财政资金应更多地用于结构转型关键领域和促进消费发展重点领域，进一步出台助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项目。
二是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以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对部分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降费的空间比较大，比如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合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来看，能够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升经营效益，扩大征税基础，有助于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三是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在全面实施营改增的基础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资源税、环保税、消费税等税制改革，在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提升税收制度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杠杆作用。
四是要进一步推广实施PPP模式，加快项目落地进度。要加快完善PPP政策法规和监督管理机制，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推进已入库的PPP项目尽快落地。财政赤字率应保持在3%左右，考虑到经济保持6.5%左右的增长，应能够相应带来2.3万亿元左右的财政赤字额，增加的赤字额度主要可用于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
货币政策方面
从稳增长角度看，有所松动似乎更好些；从应对通胀、资产泡沫的层面看，则有提高利率的需求；而从应对资本外流以及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层面看，货币政策又似乎紧些好。通盘考虑四个方面，在2017年，虽然基调还是稳健中性，但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中存在着货币政策适当向紧的方面做些微调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建议如下：
一是短期维持准备金率不变，不宜继续降准。主要有来自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降准意味着货币政策继续向松调整，有可能对人民币贬值带来进一步的刺激。而2017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是重点要防范的风险之一，加之2016年人民币贬值幅度已不小，至少此时降准很不合适。另一方面，降准对银行信贷以及流动性影响较大。2016年以来，M2增速平稳，信贷增速有所下降，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似乎货币政策没有明显松动。但事实上，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信贷约4万亿—4.5万亿元规模的下沉效应，2016年实际信贷增速已突破17%。
二是保持基准利率稳定，加息尚待时间窗口。近期，一、二线城市房价并没有像市场所担忧的受调控影响回落，而是仍保持着上涨势头；而同时，三、四线城市成交也开始逐渐活跃，局部有上涨的异动。如果再考虑到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有向紧调整的需求。但目前经济增长仍有不小压力，且稳增长仍是首要任务；同时，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并不高，仍处在调控目标以下，房地产价格泡沫也不是全局性的；负利率则处在初始阶段，且幅度也不大，因而加息条件尚不成熟。加息窗口仍需等待多目标政策体系中各目标同时运行到合适区间。
三是完善和构建更加灵活、多元和迅速反应的市场流动性调节机制。从央行近年来流动性管理机制和工具的不断创新来看，完善市场化流动性调节工具和机制已经上路，并取得很多成效：除公开市场逆回购以外，还推出了用于不同期限流动性调节的结构性工具SLO、SLF、MLF和PSL，畅通了更直接的流动性释放渠道，扩展了公开市场调控的时间窗口。未来，应继续不断完善对这些工具的运用，以更有利于应对市场上季节性、局部性、突发性的流动性紧张局面。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