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变：世界变局与中国对策

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发，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历史似乎突然“大提速”。世界转变是否到了一个关键节点？2017年是否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好像是物理学中的相变现象，全球形势似乎也到了“大相变”的重要节点，而引起这些重大变化的根源恰恰是“美元退潮”。

2016：大相变的来临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加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开始了大规模回流美国的进程。这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美元供应量持续减少，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元退潮”。伦敦作为全球美元的流通枢纽，美元在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上的利率（libor）变化，可以用来衡量全球市场上美元的退潮程度：2016年12月21日，1个月期美元利率达到0.75500，是美联储加息前夕（2015年11月17日）0.20900的三倍半。

美元退潮对全球，尤其是西方未来的创新前景将造成损伤。标准普尔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规模将从2016年中期的51万亿美元增至75万亿美元。该研究认为，假如利率和通胀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且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债规模膨胀就不会构成严重问题；但如果利率上升、经济状况恶化，企业偿还债务将变得更加困难。一旦处理不当，信贷崩盘就会像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爆发。可以说，美元加息将导致从2016年起的数年内，西方企业债市场不得不持续去杠杆，从而形成“债务悬崖”。

美元退潮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扩张过程的反向运动，由此，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也随之出现了反向运动。而被美元连结起来的跨国精英群体，则因此不再有能力与群众分享利益，而是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2016年可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某种临界值。例如，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从36%降至2015年的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比，则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也就是说，占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

不难看到，2016年风起云涌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其矛头实际指向的是西方的“建制”。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反建制化”浪潮。但其本身仍然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过今后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改变，像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显示的那样，变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推动的全球化。

2016年国际关系的“相变”在于，影响国与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因素，明显地从传统因素转移为流动性。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扮演着全球流动性总源头的角色。在美元流动性供应充分的时期，“文明的冲突”更容易凸显，因为“文明的冲突”总体来说是一种未考虑金融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理论。而在美元退潮的背景下，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就不得不陷入对稀缺的美元流动性或者能够代替美元提供流动性的资产的争夺。因此，2016年“流动性竞争”而非“文明的冲突”更为凸显。例如，菲律宾政府换届后，突然倒向中国，背后的原因更应该是“美元退潮”，因为只有中国能够为菲律宾提供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伦敦金融城是美元欧洲流动的枢纽之一，英国脱欧意味着美元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开始疏离。这必将开启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在内的“次全球货币”进一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出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与合作。

大相变下的世界主要力量变化

“美元退潮”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我们会看到，美国将从全球帝国回归孤立主义。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美元指数在随后一个交易日大涨，创造了14年来的新高。对于全球，这意味着美元的大退潮更进了一步；对于美国，则意味着美元回流。但回流的美元却只能在资本市场容身，由此又加剧了微观经济的大转变：传统的“商业周期”被替换为“资产价格周期”。例如，美国债券市场未清偿债务余额在2015年第四季度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到2016年第三季度为40.83万亿美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7年第四季度，该数据为31.88万亿美元。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是美国社会“大相变”的结果。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但依赖传统产业为生的美国人却成为输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美国本土则越来越聚焦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从业人员的“被剥夺感”尤其严重。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提出的绿色能源蓝图与产业升级方案，让传统产业工人深感不安；相形之下，特朗普的竞争承诺直接击中以传统行业为生的选民：把流失的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带领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时代。

而欧洲则从裂变世界成为裂变自身。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让美国精心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遭遇“滑铁卢”。而欧元能否填补英国脱欧给欧洲带来的“美元流动性真空”，则存在巨大疑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欧元能够填补真空，也需要时间，而时间的拖延，却可能造成欧盟的进一步分裂。

除了英国脱欧，欧洲大陆本身的撕裂也在加剧。空前的难民潮进一步凸显欧洲的东西分裂，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加强了边境管控措施，欧盟《申根协定》下的人员自由流动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与此同时，多国民粹主义抬头：匈牙利和波兰政府已被右翼民粹政党掌控，而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也预示着意大利政治将右转。更严重的是，欧元区的致命弱点——没有统一的央行及货币政策——并未消除，而欧元区各国又各自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导致整个欧元区仍然深陷欧债危机泥淖。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寻求对华合作，是全球局势“大相变”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2015年，在美元加息预期的影响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曾遭遇大规模集体贬值。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相对于美元有了回升的表现。在美元退潮的大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回升的表现与“拥抱中国”密切相关。由于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世界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经济地位，因此，人民币在理论上可以成为美元流动性的替代者。随着美元退潮，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新的流动性来源，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增加对华合作的趋势。

中国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聚拢吸纳效应显现。多国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基建项目进一步对接，以刺激本国投资增长，带动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进而加入国际物流大通道，促进贸易便利化和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