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监管的宁波实践

转口贸易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品不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第三国易手进行的买卖。转口贸易在我国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企业参与国际商品交易、商品价格发现的渠道，促进了相应物流、金融的发展。随着近年来汇率波幅加大、人民币走出去速度加快，依托于转口贸易的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问题日渐突出。如何正确把握转口贸易的发展规律，建立科学的、可持续的监管机制尤为重要。

转口贸易的发展情况

契合了大宗商品交易的市场需求。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国内对基础原材料进口需求的增长，以货权转卖、资金流转为特征的转口贸易发展迅速，成为大宗商品进口分销和资金融通的重要载体。转口贸易的发展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首先，转口交易契合了大宗物资转卖特征，满足了大宗商品集中买入、分批零售的销售模式的要求。如2016年1—11月，宁波市转口标的中的液化产品、塑料、金属等大宗商品就占70.8%。其次，丰富了企业规避境内价格风险的手段，便利企业比较境内外价格优势后自主选择进口还是转口。此外，转口贸易还满足了下游工厂以进口方式办理贸易融资的需求，增强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降低了融资成本，受到了市场亲睐。宁波市转口贸易起源于2002年前后，并依托于宁波港口和金融优势而发展迅速。2011年至2015年，宁波市转口收支规模从173.4亿美元迅速攀升至651.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39.2%。

转口贸易金融化趋势明显。近年来，转口贸易金融化趋势明显，其功能由单纯的商品买卖向覆盖货物交割、资金流转、配套融资的交易集合转变。转口贸易金融化在为企业提供融资功能、活跃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助长了贸易、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2011年至2015年，宁波市进口下降22.26%，转口收支却增长了275.75%。一方面转口贸易资金闭环交割，企业可在收支时间差内自由支配资金，为贸易金融化提供了良好的交易载体；另一方面，境内外汇率和利率价格长期不均衡是重要诱因，部分企业借助转口交易平台套利、套汇、套资金问题较为突出。

交易主体集中于大型企业。转口贸易属于资金密集型，不仅需要企业资金雄厚，还需借助银行授信来扩大金融杠杆。这就决定了交易主体相对集中。2016年1—11月，宁波市发生转口贸易业务的企业有396家，占全辖名录企业的1.6%，但其外汇收支量却占到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31.6%。其中，排名前20家的收支量达226.56亿美元，占转口收支总额的53.7%；净流出31.26亿美元，占转口流出总额的52.9%。加大对重点企业的监管，是规范转口市场、促进转口收支平衡的重要着力点。

本外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自201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广以来，宁波市以人民币结算的转口贸易呈现超常规发展态势。2015年，人民币转口收支占比已经达到46.25%。鉴于跨境贸易人民币转口贸易对境内外利率价格变动比较敏感，已经成为主导转口资金流出入的主要力量。2016年以来，由于境内外利差空间收窄导致新发生的人民币转口收入急剧减少，资金流出态势十分明显。1—11月，宁波市人民币转口业务对转口贸易本外币净流出规模的贡献率达105.6%。这表明，增强本外币之间的政策与监管协调显得十分重要。

面临的主要挑战

“顺周期”流动尚需疏导。近年来，转口贸易资金流出入走势呈“Λ”型态势。在“8·11”汇改前，宁波市转口贸易持续快速流入，2011年至2014年9月，累计净流入116.4亿美元。而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则累计流出71.74亿美元。汇率和利率价格的变动，是影响转口资金流向的核心因素。次贷危机以来，由于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本外币正向利差明显。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广泛借助转口收支时间差来实现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引起先收后支项下资金大幅流入。“8·11”汇改以后，人民币快速贬值削弱了外币融资的价格优势，扩大了外币融资的风险，企业外币负债去杠杆操作造成了资金大量回流。与此同时，随着“8·11”汇改后人民币境内外利差倒挂，一年期SHIBOR与CHN HIBOR由2015年年初的正向利差81个基点转为2015年9月的负向利差78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