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与全球化的新常态

尽管对全球化的反对之声几乎始终伴随着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但是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使得人们不能再无视这种逆全球化的动向。毕竟这是世界上两个主要国家投票的结果，而且正在转化为政府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目前的逆全球化可能是对过去20多年来全球化高速扩张后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过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发生大的逆转。

逆全球化形成的原因

与全球化的倡导者相比，全球化反对者的面目一直比较模糊，往往以抗议者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会场之外，且并未成为主流思潮。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伴随全球化和多边化的全球经济机制的建设，区域化和双边协定的发展也同样引人注意，各种假借反倾销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之名而行贸易保护之实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

2013年麦肯锡的一篇报告指出，金融全球化在放缓：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跨境资本流动占全球产出的比例陡降至4%，只相当于2007年峰值的五分之一。而后续的研究更显示，跨境银行贷款占全球产出的比例从2007年的5.7%陡降到2015年的-0.7%，包括股权、债权、FDI和银行贷款在内的全部跨境资本流动增长率，进一步从2007年的11.9%下降到2015年的2.8%。2014年4月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题为“逆向全球化”的文章也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逆转。但是，逆全球化问题真正受到关注还是源自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特别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提出的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将工作带回美国，修建美墨边界墙以及限制移民和难民等主张，给世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逆全球化的这些动向不能简单地用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来解释，因为由此引起的保护主义是历史上时有所见的正常反应。目前的逆全球化动向，应该有其更深刻的根源。

本轮全球化浪潮兴起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名为和平红利，实为发达国家试图倚仗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全球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占领世界市场，借助全球化而获益。因此，全球化曾被视为美国化。恰逢此时，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幅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进程，不仅成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中国的崛起也被公认为得益于全球化。虽然美国的影响力仍在加大，依然处于全球的主导地位，但是全球化已经不能再等同于美国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相对实力在下降，国际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搭便车，不遵守国际规则，进行不公平竞争等。欧洲、美国和日本拒绝同意中国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就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实现崛起的复杂情绪。而在行动上，他们先是试图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甚至拒中国于国际社会之外，随后则索性转向逆全球化。

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等“旧经济部门”的蓝领产业工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结构性失业，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持续增加，进而对政治和商务精英产生深深的不信任。这些因素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也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有所体现。

逆全球化不会成为大趋势

全球化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对全球化的微词也一直不绝于耳。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就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并在书中指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IMF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全球化就是要把“华盛顿共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还警告说，这会带来种种恶果。应该看到，斯蒂格利茨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全球化，因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方式。

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来说，全球化也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基本分析逻辑就是：经济增长来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来自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则要求扩张市场。而全球化正是市场扩张的过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代高科技的竞争中，人才的竞争也同样是全球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硅谷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谷歌、苹果、Facebook等科技巨头企业，超过半数收入来自海外市场，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更是硅谷创新的重要源动力。特朗普执政以后收紧移民政策，已给这些高科技企业的雇员带来不便并进而引发不满。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恰恰是事关重大的问题。

其实，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优势产业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些回报大都被金融寡头和精英所攫取，形成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而且即使是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和蓝领工人的生活而言，全球化也并非都是负面影响。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如果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不分青红皂白、不讲贸易优势，片面强调将就业带回美国，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美国国内的物价也会上升，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下降。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美国在国际上的贸易优势并不是这些低端产品，这些部门的盲目回归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原理，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发展的是他们具有贸易优势的高科技产业。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美国的福利水平，提高世界各国的福利水平，还可以使美国维持自身的优势，企业也能获得丰厚的利润。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恰恰是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进行人为限制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美国自身的政策限制了他们发挥自己的贸易优势。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失业是经济模式转型造成的阵痛，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不能单纯指望用保护贸易的政策加以解决。底特律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推进国内改革，特别是下大力气办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简单的把就业带回美国。这样做不仅不会使美国再次强大，而且会使美国进一步衰落。

当然，发挥贸易优势可以获得贸易收益是总量意义上的，但是要由此推导出自由贸易可以普遍提高各国和各阶层的福利则需要分配制度的保证。在初次分配中，贸易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在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在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如何设计合理的税收机制，如何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斯蒂格利茨在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的3年后又出版了《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