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国家风险防控体系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全球格局进入重构阶段。在这种全球变局之下，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处理好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自2013年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给出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其实质就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然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与营商环境等风险，构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作为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支持我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不懈地高度关注国家风险研究与管理，也将在今后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与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风险防控提供更多的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颇多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企业加快了相关国家市场的开拓，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厚成果。但同时，“一带一路”区域重点国家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其中有三方面特点比较突出。一是地缘政治危机的扩散效应更加明显，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僵持化态势。土耳其焦点事件不断、叙利亚冲突中的大国博弈更趋激烈、东海和南海问题持续升温、乌克兰危机依然难解，均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二是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部分非洲国家、俄罗斯及独联体地区经济体，因能源价格持续低迷而陷入经济衰退；东南亚、南亚国家因全球性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支出不足使经济增长面临压力。三是结构性改革面临巨大挑战。“一带一路”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支失衡、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差，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与完善经济治理，未来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

在中亚地区，多国领导人年龄较大，面临政权交接的不稳定性；错综复杂的阿富汗局势使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向中亚渗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经济结构普遍较为单一，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其中，哈萨克斯坦政局稳定性仍受接班人问题影响；同时，油价低位徘徊也使得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复苏面临挑战。乌兹别克斯坦原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国家权力交接后，新政府能否延续卡里莫夫执政时期的政局稳定也存在挑战。

在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局势错综复杂，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相对有限，部分国家汇率波动较大；越南等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我国的矛盾难以调和，未来存在发生局部摩擦的可能性。其中，泰国进入“后普密蓬时代”，政治势力角力及重新制衡过程的不确定性加大。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依然严峻，社会抗议活动有所增多，民族宗教问题趋于复杂。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能否继续维持稳定政局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如何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贸易逆差状况，以及能否继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在南亚地区，部分国家国内局势依然错综复杂，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大；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经济改革等相关政策的连续性能否得以保证仍需进一步观察。其中，巴基斯坦谢里夫政府压力有所增加，但执政基础较稳，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暂难扭转，能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性改革仍任重道远。印度莫迪政府各项经济改革措施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集团、民主政治缺陷等因素的掣肘而真正得到落实，成为其主要挑战。

在中东欧地区，部分国家的党派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执政效率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水平；多国存在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问题；本币币值的波动性较大，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冲击的能力相对有限；地缘政治风险的外溢效应值得关注。其中，希腊面临的债务压力、财政改革困难以及叙利亚难民问题，对政府执政形成挑战。塞尔维亚政府与欧盟的谈判进程，能否推动其结构性改革，促其实行紧缩政策，实现政治转型，以及与科索沃地区实现关系正常化，成为其未来国家风险中值得重点关注的要素。

在大俄罗斯地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致使地缘政治局势趋于紧张；俄罗斯与美欧的对立致使独联体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党派纷争呈现出激化趋势；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经济依附性强，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其中，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与乌克兰冲突，与西方国家关系在中短期内难有缓解，相互制裁仍将持续。白俄罗斯经济受外部消费需求疲弱影响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率高企，本币贬值风险持续。蒙古受矿产价格下跌影响，通货膨胀压力较大，货币政策趋紧，不良贷款率上升，财政赤字有所增加。

在西亚北非地区，地区冲突和教派矛盾引发的大规模动乱和内战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实质性解决；叙利亚与也门内战、“伊斯兰国”等问题，使得该地区社会安全风险增大；经济发展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较大；除部分经济基础较好的海合会国家外，其他国家投资环境有待改善。在伊拉克，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战争仍在持续、什叶派和逊尼派教派冲突不断、难被政府控制的部落武装与民兵以及库尔德自治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难以调和。土耳其政局不稳定性增加，宪法改革使其与欧盟关系不断恶化；同时，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本币里拉持续贬值，债务压力持续增加。埃及塞西政府面临经济复苏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同时，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也使埃及国内安全环境面临挑战。

根据中国信保的业务经验，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实际经营中的风险不容忽视（见表1）。比如2015 年 1 月 27 日，希腊新内阁宣布叫停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计划，称将重新评估与中远集团的合作，使中远集团与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签署的价值43 亿欧元的特许经营权协议面临违约风险。在与希腊政府反复沟通后，2016年8月11日，中远集团完成了从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手中购买多数股份的程序，将经营比雷埃夫斯港直至2052年。又如2015年3月，斯里兰卡新政府决定暂时叫停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施工，称上届政府批准的这一项目缺乏相应法律文件的许可，需要接受重新评估，使中交建集团投资14 亿美元的项目面临停滞。后经多方斡旋，2016年8月12日，中交建集团签署新三方协议，科伦坡港口城复工。然而，这些风险事件的发生，仍凸显了我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与挑战。

创新国家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概况和风险特征分析来看，机遇与风险并存。因此，中国企业在开拓沿线国家市场时既要抢抓机遇，又不能忽视风险防控。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状况，以及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风险挑战，中国信保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两个角度对国家风险防控体系进行了创新与构建，在不断完善国家风险研究与管理工作的基础上，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具体情况，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评估与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构建风险评级体系，全面评估度量国家风险。这是做好国家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核心。在借鉴和参考国际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中国信保通过持续高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