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融资模式初探

“一带一路”经济带上的60多个国家只有7个属于发达国家，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安全性、法律政策的稳定性、经济发展前景等差异较大，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较高。因此，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更好地利用项目融资支持“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就需要在融资模式和融资文件的细节上根据项目特点予以调整。在融资模式层面，笔者觉得以下案例的融资结构可供参考。

模式一：多区域平行贷款

某大型中资集团的香港子公司A间接持有巴黎子公司B，巴黎子公司B拟并购巴黎目标公司C。为满足巴黎子公司B并购巴黎目标公司C的资金需求，某中资商业银行通过其香港分行、巴黎分行和伦敦分行发放三笔平行贷款，共同为该并购提供融资。其中，香港分行向香港子公司A发放的贷款（下称“香港贷款”），用于香港子公司A向巴黎子公司B提供并购资金支持，贷款以香港子公司A在香港分行的账户质押和香港子公司A的境内母公司（下称“境内母公司”）提供的保函作为担保；巴黎分行向巴黎子公司B发放并购贷款（下称“巴黎贷款”），贷款以巴黎子公司B在巴黎分行的账户质押和境内母公司提供的保函作为担保；伦敦分行向巴黎子公司B发放并购贷款（下称“伦敦贷款”），贷款以巴黎子公司B在伦敦分行的账户质押和境内母公司提供的保函提供担保（见图1）。融资文件中约定，香港贷款、巴黎贷款和伦敦贷款中任一贷款项下的违约均构成该三个贷款项下的交叉违约。

该模式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融资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可以在满足企业融资额度需求的前提下降低金融机构对高风险地区提供融资的风险。如果金融机构直接对设立在高风险地区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将完全暴露在该高风险地区的风险中，而多地区平行贷款结构有助于部分缓解此风险。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出于税收优惠或风险隔离等目的，通常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设立多层持股结构。利用为低风险地区的中间持股层企业提供部分贷款，辅以低风险地区提供的担保措施，并约定低风险地区的贷款与高风险地区的贷款会构成交叉违约，可以部分缩小金融机构对高风险地区提供融资的风险。

二是以当地金融机构为借款人提供贷款有利于保障贷前尽调和贷后监管的及时到位。该模式下平行贷款的各贷款银行和其对应的借款人在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因此，发放贷款的银行可以对其借款人的情况、所处的环境和变化有更及时直观细致的了解和评估，对处于当地的抵/质押品进行更好的控制，在借款人发生违约时也便于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及时防控授信风险。

三是由借款人所在的地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和持有担保物可以规避实务中一些融资或抵/质押的登记限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涉外法律设计并不十分完善，法律执行情况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跨国融资和以境外主体为权利人进行抵/质押的手续上和在抵/质押物的处置执行环节上，会遇到各种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个案而异的限制和拖延，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与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不但会影响融资的及时发放，还会影响金融机构对这些地区的融资积极性和信心。以借款人所在地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和持有担保物，可以有效规避涉外融资和涉外抵/质押可能存在的限制。

模式二：多类型金融机构通力合作

某大型中资企业A在X国设立子公司B，进行绿地投资建立生产基地，投资建设过程有大额的融资需求。生产基地建设伊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与该子公司B签订银团贷款协议，约定按能满足国开行要求的建设投产运营进度向子公司B的生产基地建设提供贷款，并允许国开行将其承诺但尚未发放的融资额度转让予其他金融机构或邀请其他金融机构以风险参与形式提供融资资金。银团贷款由中资企业A及其大股东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子公司B建成后的生产基地作为抵押物提供担保；同时，子公司B的运营收入被要求存入指定账户优先用于清偿银团贷款。生产基地建设后期，某中资商业银行的X国分行受让银团贷款项下尚未发放的部分融资额度，成为银团贷款协议下的另一贷款银行。该中资银行的境内分行对X国分行开出备用信用证对子公司B偿还该部分融资额度的义务提供担保，备用信用证由中资企业A的关联公司的房产和中资企业A所持有的子公司B的股权作为反担保予以保障（见图2）。

该模式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有助于中国企业探索投资新兴市场，具体而言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先行，可扶助中国企业迈出投资建设的第一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有待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多样的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一带一路”沿线充满大型项目机遇；但同时，这些项目普遍具有资金投入大、运作周期长、前期收益不明朗的特点，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在政治、法律、安全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使新兴市场的投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也使商业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