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三年多来，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林毅夫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创立者。围绕“一带一路”的相关话题，《中国外汇》专访了林毅夫教授。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给沿线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表明，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那个国家就能够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会带动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也会给发达国家带来其梦寐以求的不断扩张的市场。

《中国外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三年多了，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林毅夫：长期看，“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仍然缓慢。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即使经济增速比较好的美国也达不到3%。在这种状况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搞投资，就能创造需求，提高经济增长率。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如果基础设施改善了，其经济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而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则可以给中国在海外创造市场，也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出口。这会促进中国海外市场的扩张，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很有帮助。也就是说，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好了，中国的市场也就大了。这既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复苏，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合作双赢的。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地区出现，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疲软，就业压力大，国内收入分配存在很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引发了不少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但总的来讲，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仍是最重要的机遇。实际上，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各国走向孤立主义，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对发达国家也不利。而如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比较快，也等于给发达国家创造了市场，对发达国家走出当前的低迷会有所帮助。一旦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就业增加，就会对全球化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全球化固然是由于内部收入分配存在问题，但恰在这个时点上变成一种潮流，也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好，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发展好，在全球化的状况之下市场就会扩大，每个国家的出口都会增加，进而带动就业增加。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能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这可以有效遏制孤立主义，实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我想，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就发达国家而言，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但内部结构性改革存在一个难点，就是会抑制总需求。具体而言就是要降低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政府部门赤字。减少福利等于减少需求；而金融机构去杠杆，会使得金融机构能够用来支持投资和消费的钱减少，投资和消费也就会随之减少；政府的赤字不是用来支持消费就是用来支持投资，因此如果政府减少赤字的话，政府的需求也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性改革初期会使经济增长率更慢，失业率增加。但是，发达国家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促进其经济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福利和工资降下来后，成本才会降低，出口的竞争力才会增加；而金融机构去杠杆，则可以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政府部门减少财政赤字，实施一些反周期的措施，也有利于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总之，结构性改革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增长率、竞争力，对加强其经济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呢？原因就在于，推行结构性改革会压制需求，短期内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很难去推行。怎么才能破解这个难题呢？就是要增加外需。如果出口能增加，就能创造就业，而出口和就业增加，就能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2009年初就倡导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如果全球都能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那就会创造需求。创造需求以后会产生怎样的积极后果呢？根据我在世行任职时所做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1块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有50%的进口来自于发达国家。所以，推动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从短期来讲，可以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如果量足够大的话，还可以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而发达国家一旦启动结构性改革，则有助于其走出当前的低谷。当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同样有助于消除它们自身增长的瓶颈，实现经济的较快发展。所以，“一带一路”应该是多赢的。

《中国外汇》：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呢？

林毅夫：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中国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经验来看，中国要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上，中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国际事务和规则的制定上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直到2001年才迈过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200美元的门槛。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人均GDP达796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像汽车产业、装备业、炼钢、炼铝等，均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在过去不具备比较优势时，给予在这些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保护性补贴是雪中送炭，对维护中国经济的稳定是必要的。而现在，这些产业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已经有了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就应该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盈利，再继续给予这些企业保护性补贴就成了锦上添花。其后果则是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必须取消双轨制转型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价格由市场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跟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的工资快速上涨。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此直接失去了比较优势，从而使我国也进入到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龙那样的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不断向海外转移的发展阶段，通过海外投资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机遇期。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访问东盟时，在印尼又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旨在构建一个自东向西的横跨亚洲，直达欧洲、非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个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并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可以说，“一带一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符合沿线国家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外汇》：您认为，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