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外债风险管理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外债一直实行以“投注差”为核心的外债风险管理模式。此种模式对企业借入外债的币种和期限无法做出有效约束，企业可以在额度内自由选择债务币种，通过展期可以使短期外债长期化。为了弥补传统外债管理模式的不足，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在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政策在多个地区试点的基础上，于2016年5月3日将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以下简称“全口径外债政策”）扩大至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发布，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外债政策框架。

传统外债风险管理的核心是规模管理，主要方式以事前登记管理为主，辅之以事中、事后的非现场、现场核查。其中，事前管理包括外债额度管理、资金运用管理和账户管理。相比传统的外债政策，全口径外债政策设置了期限、类别和币种风险转换因子，在管理外债结构风险方面有所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模式对外债额度和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不足，但对于外债风险的度量、评价和应对手段仍缺少系统化的论述。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外债风险水平的度量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构建外债风险因素指标体系，进一步度量外债风险水平，并按照因子分析法计算年度外债规模、结构和宏观因素专项及总风险因素得分，用以确定外债风险等级。其中规模因素、结构因素为同步和滞后指标，宏观因素为先行指标（加入这一指标能更好地体现以逆周期调节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思路）。

外债风险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FR、KLR等经典预警模型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外债规模、结构及宏观因素三维度共选取9个指标度量外债风险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指标适当简化并做了以下分类。

（1） 外债规模因素。其指标构成包括：①偿债率，②负债率，③债务率，④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比率。

（2） 外债结构因素。外债结构是指影响外债总量各因素在外债总规模中的比例结构，如：外债期限、币种、外债利率等。其主要指标构成包括：①国际商业贷款占总余额的比率，②期限条件系数。

（3）宏观因素。为反映债务国的宏观经济基础和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①GDP增长率，②通胀率，③境内外利差。

外债风险因素指标的选择与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选择上述三类因素指标是否稳健，本文选取1985—2014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并使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利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得出，第一主成分F1的方差贡献率为42.21%，第二主成分F2的方差贡献率为20.18%，第三主成分F3的方差贡献率为16.48%，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88%。这说明，近八成信息可以由这三个公因子来解释,因此可将这3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我国外债风险的综合指标。其中公因子F1主要包括偿债率、债务率、负债率，以及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比率，可以代表外债规模因素；公因子F2主要包括GDP增长率、境内外利差及通货膨胀率，可代表宏观因素；公因子F3主要包括国际商业贷款占总余额比率、期限条件系数，可代表外债来源结构因素。

外债风险因素指标的计算与评估

为得到外债风险因素指标的总风险和专项风险得分，本文对三个公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权重选取三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由此，根据以下四个公式可计算得出从1985—2014年我国外债风险水平的综合得分。

F=（F1×42.21+F2×20.18+F3×16.48）/78.85   (公式1)

F1=偿债率×0.908+负债率×0.927+债务率×0.93-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的比率×0.969-国际商业贷款占总金额比   率×0.066-期限条件系数×0.231+GDP增长率×0.177-境内外利差×0.096+通货膨胀率×0.463                   (公式2)

F2=偿债率×（-0.281）-负债率×0.049+债务率×0.002+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的比率×0.141-国际商业贷款占总金额比率×0.143-期限条件系数×0.106+GDP增长率×0.72+境内外利差×0.775+通货膨胀率×0.751                (公式3)

F3=偿债率×0.054-负债率×0.285+债务率×0.186+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的比率×0.01+国际商业贷款占总金额比 率×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