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黄金十年

黄浦江畔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摩天高楼林立，诸多外资银行驻扎其中，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一道缩影。

截至2016年12月末，外资银行已在华设立了39家法人机构（下设分行315家）、121家母行直属分行和166家代表处，机构数量持续增加，营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31个，分布在70个城市。其中，上海辖内外资法人银行数量达到21家，占据了全国外资法人银行的半壁江山。

外资银行当前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和格局始于十年前的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

开端

时间倒回到十年前的上海。2007年4月2日，陆家嘴盛况空前，首批改制的四家外资银行——东亚、汇丰、花旗、渣打的开业庆典选在了同一天，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大战。也就从这一天起，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开始出现分化，中外资银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2006年是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的结束之年。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将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当时，外资银行对于进入中国纷纷摩拳擦掌；而中资银行则尚未从2000年的“技术性破产”中完全复苏，仍处于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改上市的改制过程中，与如今的经营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惊呼“狼来了”，普遍担心会对中资银行造成冲击。

2006年11月15日，一份备受瞩目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公布，开启了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的历程。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外资法人银行将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允许其经营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批发和零售业务。其中的基本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

在此之前，外资银行基本上都是以外国银行分行的形式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其时则面临选择：改制为法人，还是继续以海外分行形式经营。这一选择与外资银行自身资源和发展战略有关：如果想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就需要选择注册法人银行；如果继续以外资银行分行形式，可以经营人民币批发业务，小额零售业务会受到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

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的白瑞明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监管机构确立“法人导向”的原则，更多是基于风险层面的考虑。人民币零售业务直接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涉及国计民生。外国银行分行受总行直接控制，监管责任主要在母国，来源于母国和总行的风险传导会大于法人银行；法人银行在中国本地注册，受到东道国监管机构直接监管，可以更大限度地进行风险隔离，这是出于审慎监管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

国民待遇意味着统一的监管规则，外资银行法人化转制需要达到：最低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存贷比不超过75%、贷款集中度不超过10%等标准。存贷比和贷款集中度指标对于当时的外资银行压力很大，监管机构分别给出了5年和3年的宽限期。

外资银行面临的难题还在于银行架构和业务系统的本地化。亲历这一过程的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中国”）常务副行长孙敏杰告诉记者，改制过程对于参与的银行来说是复杂而艰难的。东亚银行改制前在内地已经有几十家分行和支行，直接对接香港。改制过程中，从股东和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架构、管理机制到汇报路径、IT建设都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由依赖于母行转变为相对独立。“是否选择法人化，既与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担当有关，也与外资银行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关。”孙敏杰说。

事实上，并非所有法人化改制的外资银行都有意开展零售银行业务，但外资银行纷纷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2007年4月第一批四家银行之后，恒生银行、星展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等第二批改制外资法人银行也很快陆续开业。

花旗、汇丰等多数外资法人银行都将人民零售业务的目标群体锁定为中国的高端客户。东亚则独辟蹊径，承诺可“一元开户”，并在推广期内不收取账户管理费。

“法人化改制对于外资银行是一个里程碑，对于监管机构和外资银行是双赢的结果。”孙敏杰说。孙敏杰将法人化改制之前的外国银行分行阶段称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1.0版本，法人化改制之后的十年是2.0时代。

的确，2007年对于很多外资银行来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法人化改制使得监管机构可以全面掌握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在后来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风险隔离的功能，减轻了国际金融业动荡对国内银行业的冲击。对于外资银行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参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也从此开启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十年本土化历程。

调整

预想中“狼来了”的冲击并未到来，预料之外的次贷危机却在2007年8月爆发。金融危机使得外资银行的母国集团自顾不暇，捉襟见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华发展战略的布局和推进。母行集团纷纷调整战略，裁减非核心业务，收缩资产负债表，很多国际银行对本土之外的零售业务进行了缩减。

2009年，国内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下，中资银行贷款规模飙升，外资银行却未能从中借势获得发展。普华永道在《2009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外资银行的处境：超过半数的受访银行表示，他们将坚持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法；即使是业务模式发生改变的受访银行，也仅做出了平缓的变动调整，例如削减既定法人机构扩张的规模，及暂缓部分产品的开发计划。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国内信贷量的大量增加，以及许多外资银行业务的缩水，无疑使大型中资银行从中受益。

2011年，外资法人银行存贷比监管宽限期到期，39家外资法人银行全部达标，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实现了统一。外资法人银行在外资银行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各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策略也逐渐分化和明确。

在零售业务上，花旗、汇丰、渣打、东亚、星展、恒生六家银行走在前面。其中，汇丰、东亚、渣打的机构网点高速扩张，透露出大力发展零售市场业务的意图；而东亚率先在外资银行中推出首张银联人民币信用卡，花旗随后发行独立品牌的信用卡，则是在不断为零售业务拓宽渠道。一些外资银行理财产品亏损的“理财门”事件，给外资银行的零售业务带来了负面形象。外资银行也认识到，客户和渠道成为制约其零售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开始将个人理财的客户范围由高端向中端延伸。

部分外资银行则退出了中国零售业务，这方面尤以欧洲银行为甚。金融危机后，苏格兰皇家银行在亚太区和中国的发展重点转向了批发银行和投资银行，其在中国的零售银行及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于2010年12月转给星展中国；德意志银行中国也在2012年采取了收缩零售业务的战略。

很多外资银行并未在中国开展零售业务，只是将在华机构作为国际金融或银行集团在华综合业务平台的一部分，“有所为，有所不为”，无意将业务条线扩大铺开。很多国际知名全能型金融机构包括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均是通过在中国设立子行或分行、参股中资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在中国搭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平台。

在美国本土市场零售业务实力雄厚的富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