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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天花板”会否显现

来源:《中国外汇》2017年第17期

2017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数据表现较为出色。据此,部分观点认为,未来出口的形势一片大好。但笔者认为,对未来出口的形势判断不宜盲目乐观。整体看,在出口形势整体平稳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中的份额达到历史新高13.8%,但2016年这一份额则下降至13.2%。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曾经的贸易出口大国德国和日本曾经遭遇的情况:日本出口占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在1986年达到9.86%高点之后开始回落,德国出口占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在1990年达到12.1%的高点之后也出现回落。在二者出口份额触及“天花板”的背后,不难看到“广场协议”的影子,这是美国针对其与二者间巨额贸易逆差的“纠偏”举措的直接影响。当前,需警惕中国出口遭遇类似德、日出口触及“天花板”的风险。

发达经济体复苏稳中有忧

从中国出口外需的角度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并非十分乐观,这对中国出口而言是一大限制因素。

2017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趋势近乎同步,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速达到2.8%,明显高于前五年的平均增速2.3%。2017年以来,我国的出口得到明显修复,也与发达经济体基本面好转的溢出效应有明显关系。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美出口占比合计已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28%左右。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不改,欧洲经济“靓丽”表现超出预期,都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不小的拉动作用。

不过,全球经济真地踏上复苏的快车道了吗?甚至如一些乐观者所言,已经拉开了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序幕了吗?笔者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

先来看美国经济。美国通胀已经连续五个月不及预期,并成为美联储内部分歧的最主要来源;非劳动力中具有工作意愿的人数显著走低,给一直十分抢眼的新增就业数据抹上了阴影。制造业方面,制造业人口虽处于回升通道,但仍显著低于历史水平;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约为1.1%,只及历史均值水平的一半左右。此外,特朗普的新政四处碰壁,也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减分项。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可以用“平稳”来形容,但若冠之以“强劲”则有夸张之嫌。

再来看欧洲经济。欧元区核心通胀仍维持在1%左右,与1.4%的目标值仍有较远距离。欧元区内部国别之间分化明显的顽疾仍在持续,如德国失业率已连续四个月低于4%,而意大利的失业率却仍高达12%。内部分化或将继续拖累欧元区的复苏势头。而最近三年欧元区企业信贷的几乎零增长,似乎也不是经济增长有韧性和持续性的积极信号。因此,欧洲经济能否在逃脱民粹主义的梦魇后延续今年上半年的抢眼表现,仍然有待观察。

综上,目前欧美经济复苏整体上应是稳中存忧。世界经济也许不会像“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理论预示的那么悲观,但也绝不像新周期的鼓吹者宣扬得那么乐观。

全球生产供应链重构的冲击日益显现

退一步讲,即便全球经济已处于平稳复苏的态势,中国出口也不见得会自然而然地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因为,更深层次来看,全球生产供应链重构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正在日益显现。近几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引擎”,其似乎陷入了动力不足的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大约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近几年,贸易增速却开始低于全球GDP增速。这背后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复苏的迟滞与反复,导致了贸易扩张的迟滞与反复。除此以外,近年来贸易的收缩有一半以上可以归结为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笼罩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阴霾。从国际贸易环境分析,贸易自由化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减少,而且也几乎没有新的贸易协定出现。有些新达成的贸易协定由于覆盖范围较小,很难对全球贸易造成显著的边际影响;而有些多边贸易协定则中途“流产”,如TPP。

从中国面对的贸易环境看,中国早在2015年就被美国列入操纵外汇的“观察名单”。今年中美推出“百日计划”,其实就是美国针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减少贸易逆差的一种手段。最近美国重提“301条款”,与历史上美国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时援引“特殊301条款”极其类似。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授权对中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调查领域主要集中在诸如芯片、电动汽车的高科技行业。与此同时,欧洲针对我国也频频推出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将使得我国分享贸易红利的阻力越来越大,并可能使我国出口的“天花板”效应更快凸显。

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转“内包”的趋势性变化。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日趋明显,Insourcing(内包)与Reshoring(回岸)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新的贸易方式。特别是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攀升,以及3D打印、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进一步加快了发达国家“外包”转“内包”的进程。除了上述技术因素,美国国内政策也支持制造业回流,由“外包”转“内包”。奥巴马执政期间,就通过减税鼓励企业搬回国内,并对美国企业在海外的2万亿美元利润征收了14%的过境税,以阻止国内企业“外包”。深层次来看,贸易方式改变的直接影响,就是全球贸易价值链(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的贸易方式)的更快收缩。而价值链收缩加快会进一步造成全球贸易的衰退,以及中间加工品贸易增速的明显回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不可避免将受到冲击。

此外,在美元指数难有强势回升,以及国内“逆周期因子”持续发挥效力、资本管制之弦仍然紧绷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未来人民币汇率或将呈现震荡走强的格局,也会增加后期中国出口增速再上新台阶的难度。

德、日出口历史上遭遇“天花板”的经验

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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