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渐趋理性

继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在政策进一步规范、引导之下，我国对外投资渐趋理性。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1至7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4411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572亿美元，同比下降44.3%。这表明，非理性对外投资已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75.6亿美元，同比增长0.6%；新签合同额1352.7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正如7月31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所表示的，“针对2016年一些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指导对外投资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以促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发展。上半年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8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进一步部署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降温转变

相较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实现40%以上的增长，2017年1—6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出现大幅下降，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总体上体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走得快”向“走得稳”转变的特点。

其一，对外投资规模出现较大幅度回落。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快速增长，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而2017年1—7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4411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累计实现额仅为572亿美元，同比下降44.3%，且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其二，同比降幅逐步收窄，后续月份环比连续正增长。2017年4月当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降幅达70.8%；5月当月，降幅明显收窄，同比下降38.8%；6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36亿美元，为2016年12月以来最高值，环比增长65.5%，实现连续第二个月正增长，同比下降11.3%。今年1—7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降幅比1—6月收窄了1.5个百分点。

其三，对外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占比提升，引领作用突出。2017年1—6月，在我国对外投资额整体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66.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7%，较2016年同期7.7%的占比大幅提升，引领作用日渐凸显。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老挝、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俄罗斯等国家（地区）。

其四，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占比提升。一方面，201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在对外投资总额中的占比的进一步提升。2017年1—6月，制造业对外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3.7%提升到18.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外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4.7%提升到11.4%；建筑业和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实体经济产业，也呈同比逆势快速增长。从2017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完成的大型境外并购项目的资金投向看，一方面，投向实体经济和新兴行业成为主流，如美的集团以38.9亿美元收购德国库卡集团95%的股份，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44.9亿美元收购巴西最大的私营电力企业CPFL公司54.64%的股份等；另一方面，对房地产和文化、体育及娱乐业等行业的投资则大幅下降，其中房地产业对外投资同比下降82.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同比下降82.5%。

原因分析

第一，多种因素促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大幅回落。一是监管措施效果显现。2016年年底以来，商务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对部分交易从严控制，主要包括：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特别大额”对外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境外购买或开发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大宗房地产、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非主业大额投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等。近期，《指导意见》出台，也进一步明确了监管机构对于境内投资者对境外投资标的限制。二是人民币汇率趋稳。2016年5—12月，人民币兑美元波动速度加快，加上美元加息预期，引发资金借助各种通道加速外流。201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打破了市场“破七”的预期，扭转了下跌的态势，保持了基本稳定，且在5—6月份还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降低了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动力。三是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中资企业“走出去”更为审慎。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乏力，地区冲突频发，恐怖主义蔓延，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对外投资也变得更为谨慎。此外，一些地区的反经济全球化倾向，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开始收紧外资准入政策门槛（如德国近期修订的《对外经济条例》，就明显提高了中资对德企业收购的门槛），特别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国有企业投资的限制更趋严格，也在客观上加大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使得区域分布出现调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投资的占比提升。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广泛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建设也随之由点及面，从顶层设计到今天的扎实推进，进展顺利，成果丰硕。

截至2016年底，中方已与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54个沿线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便利化。目前，我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等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钢铁、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等优势产能在国际市场得以加速布局，带动了我国装备、技术标准和建设力量的“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对外投资合作的重点区域，成为中国基建、装备、技术、服务和品牌的重要市场。

第三，政策和市场因素使得行业份额出现变化。首先，监管政策“有保有压”使得对实体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占比上升。2016年12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表示，一方面会密切关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