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期论深陷合成谬误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新周期的争论非常激烈。笔者认为，新周期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经济周期定义的曲解。

学院派定义的新周期是中长期经济增速的变化，其决定因素是生产要素投入或生产效率的趋势性变化。

最容易理解的要素投入变化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人口下降，导致储蓄率和资本要素的下降，使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日本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生产效率的系统性提升主要来自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因素；此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聚经济等也会提升经济效率。人类历史上几次工业革命都源自大的技术革命，且一共也没有几次。当然，除了工业革命外，一些小的技术及制度革新也会推动生产效率获得一定的提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典型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后，人口、土地、资金都没有明显变化，但经济增长大大加速，其原因就在于用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替代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也会带来新周期。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的2000年前后美国出现的“新经济”，也是指经济效率的提升。他认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是其推动因素，包括计算机的运用提高了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促使存货波动及投资波动下降。

尽管有上述例子，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新周期很难出现。熊彼特认为，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出现周期。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能打破过去经济运行的轨道,使其跃升到另一个循环系统。否则，经济只能在原来的轨道上重复打转。

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有观点从上述视角出发，认为在没有大的技术革新、制度创新、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新周期的出现。从生产效率看，中国一些行业存在大量产能过剩，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处于下降趋势。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大量资金进入收益率较低的基础设施等领域，且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因而近年来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是下降的，更难言新周期。

另一种对新周期的理解则基于短期视角，是指经济在萧条、复苏、繁荣、衰退之间的循环变化。这个循环变化几乎每几年就会出现一轮。除了要素和创新推动的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