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大变

2017年，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危机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世界经济。这不仅是因为危机本身带来的巨大冲击影响了全球的经济格局，而且由于在应对危机冲击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也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对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济格局生变

从中文字面上看，危机一词包括了危急和机会两层含义。这是因为应对危急的措施可能带来变革，因而也会成为机会。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并且造成了欧洲和日本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引发了这些国家超常规的应对政策。从目前来看，这些政策的应急特征明显，且持续时间长。所以迄今为止，这些发达国家虽然已有所意识，但是还没有真正来得及着手进行结构改革。相比之下，危机却给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赶超的机会。

在金融危机以前，国际经济学界就曾经盛行新兴市场对发达国家脱钩论。在美国新经济泡沫崩溃以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相对发达国家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危机发生以后，新兴市场虽然也难免受到冲击，与发达国家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一直保持着大约3个百分点以上的优势。

2013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了发达国家。虽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还有诸多不足（例如，由于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的调整，后来这个时点提前到了2008年），但这在当时毕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反映了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数据，201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8%。即使从以美元计算的现价GDP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占比也从2009年的31.07%上升到2016年的38.79%。与此同时，同期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例也从18.91%上升到23.5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金融危机以前，全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在引领全球经济政策的走势和协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金融危机后，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虽然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依然受到重点关注，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回荡效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国集团开始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发达国家不得不坐下来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商讨全球治理的问题。目前，这已经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GDP增量中，中国的贡献一直维持在30%左右，成为支持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重要支柱。中国经济规模对美国经济规模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68.42%上升到2016年的114.66%。即使按照汇率法折算的现价美元GDP，同期的中国经济规模对日本的比例也从91.39%大幅跃升到227.15%。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以后，在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2008年欧盟是美国的1.39倍，而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逆转，欧盟仅为美国的0.98倍。显然，美国对欧盟的经济实力在相对上升。这其中折射出了两个问题：其一，美国的危机应对政策尽管存在问题，但的确使其很快走出了危机，恢复了温和增长；而欧洲的危机应对政策则不尽如人意，还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其二，欧盟的统一政策在面临外部冲击的时候无法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在债务危机以及救援过程中暴露出了种种分歧，并导致英国脱欧以及各国社会思潮的差异。这些问题不仅成为欧洲各国大选的焦点，而且也拖累了欧洲经济的增长。由于欧洲更多地被内部事务所羁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美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博弈就显得更加突出。

债务问题更加凸显

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国家先后都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政策虽然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成效不甚显著，但是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危机的恶化和蔓延仍功不可没。不过，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给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问题。

金融危机以前，由于在自由化浪潮下金融监管的缺失，加之对未来经济增长的盲目乐观预期，使得私人部门往往倾向于借助债务杠杆来博取超额收益。因此，超出正常水平的企业和个人债务都源于对未来过度乐观的预期和对利用杠杆提高收益和享受的狂热追求。而当非理性繁荣结束，泡沫崩溃，整个经济就陷入了债务危机。所以我们可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过度负债不可持续造成的危机。既然如此，按照正常的逻辑，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就应该是降低债务水平和去杠杆化。然而在危机期间，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恐慌，各国央行不仅没有紧缩债务，反而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用继续扩张债务来应对危机。甚至在危机过后，政府仍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在居民和企业去杠杆的同时加杠杆，其结果是债务从私人部门转移至政府部门。

问题在于，用政府更高的信用去代替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不足以应对市场危机的方法，其可持续性是有限度的。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2009年底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随后是2011年美国国债被降级，以及日本公共债务负担的持续恶化。这一系列的挑战再次证实了金融危机后必然跟随政府债务危机的历史规律。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而从理论逻辑上看，李嘉图等价原理已经指出，过度负债在本质上是一种将当前问题推给未来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更为严重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为了防止受到危机的冲击，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过度债务。根据BIS的统计，全球40个主要国家（26个发达国家和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total credit to non-financial sector of all reporting countries，这里Credit包括负债证券和银行信贷）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119.3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16年三季度的166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