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巴菲特一直是在美国金融圈和在全球权势人物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英雄。其在次贷危机中对一些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也缓解了危机，他也因此被誉为现实的乐观主义者，价值投资的大师。但近来也有针对其投资理念的批评声，例如巴菲特有可能享有特殊的市场地位，能够比其他投资者以更优惠和低廉的价格获取投资标的，并通常享有优先退出权。巴菲特不喜欢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更愿意其所投资的企业减少竞争，他本人将之称为“加宽企业的护城河”。巴菲特甚至很偏好企业不追加资本投入和创新，而是持续通过产品和服务加价来获取更丰厚利润的做法。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将这些做法概括为“巴菲特主义”。在两位看来，巴菲特是一个寻常投资者吗？他的投资策略有无争议？

崔之元：巴菲特当然不是一个寻常投资者。2008年次贷危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中，对巴菲特“价值投资”的作用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保尔森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国有化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却强调“我们想要避免任何带有国有化色彩的方式”。他说：“购买普通股虽然有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但普通股是带有投票权的，而我们想要避免任何这类带有国有化色彩的方式。于是我们倾向于优先股，因为优先股没有投票权（除了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而且即使在普通股价值大跌的情况下也可以全额赎回”（保尔森《峭壁边缘》，2010，中译本，第291页）。有趣的是，保尔森的这个5%的政府优先股股息的主意是从两天前他和沃伦·巴菲特的电话谈话中得到的（同上，第305页）。但保尔森没有提到的是，巴菲特以往的“价值投资”得到了比政府更好的注资交易条件：巴菲特通过谈判所得到的投资高盛（Goldman）或通用电气（GE）的回报率是10%，政府的5%的优先股股息率只是他的一半。此外，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Berkshire）还得到了与其投资优先股价值相同的权证，而政府只得到了相当于其投资优先股价值15%的权证（Forsyth，2008）。

至于说《金融时报》2017年9月18日刊载的文章“巴菲特如何损害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批评巴菲特投资于避免竞争的企业，我倒是认为这应是美国“反垄断法”的任务。该文特别批评了巴菲特最近和巴西的私募股权基金3G的合作，而3G在收购汉堡王（Berger King）之后削减了工人。我认为，自动化的新发展带来的减少就业趋势是全球性的，我们应大力推动“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使人们无论就业与否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收入”（或称社会分红）。这也是当前创新领域的先锋企业家，如搞电动车的马斯克（Elon Musk）所大力倡导的。

管清友：巴菲特是一个典型的价值投资者，但他不是一个寻常投资者。巴菲特的投资策略人尽皆知，但很难被模仿。美国的主流投资观点是“市场有效假说”，其基础是现代金融学的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和定义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这一套“组合拳”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股价反映市场参与者的全部信息，因此高收益必然对应着更高的风险。而投资组合理论就是利用这些市场上的信息构建属于自己的投资组合，以实现盈利、对冲风险，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α（超额收益）最大化，β（波动值）最小化。相反，巴菲特的投资理念类似“做生意”，关心的并非是超额收益、风险、企业短期财务表现，而是企业所在的行业、业务模式能否实现长期发展，即所说的“护城河”，以及企业的现值有没有受到低估，企业的管理层对公司的业务有没有透彻的了解，等等。像巴菲特这样坚持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是少数。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可以以一本书的书名——《基业长青》加以概括。巴菲特坚持在实业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使用华尔街惯用的复杂金融工具（如期权、衍生品）。与其说是“巴菲特主义”，不如说是“（美式大公司）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是激烈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竞争零利润，价值创造的原理是有垄断才有利润。

钟伟：长期以来，巴菲特成功投资的光环背后，也有许多批评。最主要的批评之一是，本质上巴菲特仅仅服务于非常少、非常富裕的私募投资人，其投资结果加剧了贫富分化，但并没有创造太多的就业或税收。此外，巴菲特巨大而持续的影响，也减弱了美国精英从事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动力。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毕竟美国并不缺乏硅谷和科技英雄。如果我们冒险一些，对巴菲特漫长的投资生涯进行价值评判，两位会如何评述？

崔之元：巴菲特对贫富分化极为关注。2011年，奥巴马总统的税收改革方案中包括了“巴菲特规则”，即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有效税率最低为30%。这是基于巴菲特指出他的秘书的税率高于他的税率是不合理的。2012年4月16日，“巴菲特规则”在参议院获得51名议员的赞成，但共和党利用所谓 “拖延阻碍投票”的方法，使之最终未能付诸表决。实际上，不应认为巴菲特仅仅服务于少数富人，委托他投资的基金包括全美最大的加州教师退休基金等。从巴菲特漫长的投资生涯看，他从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934年的《 证券分析》那里学到的“价值投资”的哲学一直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