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的变与不变

主持人:

钟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次贷危机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的变革都令全世界瞩目。美国继续领导二战以来全球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如何？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白宫和政府之间的磨合如何？在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下，开放的全球化进程是否会面临挑战？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对中国乃至全球都至关重要。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预期和事实有的时候会出现戏剧性偏差。例如2016年底，人们对欧元区前景很悲观，但2017年欧元区经济却表现抢眼，欧洲股市和欧元汇率都很强劲。美国经济2017年在增长率、物价和就业方面也取得了不俗进展，特朗普在2017年末又推出了减税政策，将来或许还会出台基础设施更新政策。两位觉得美国经济是在新政的刺激下成为2018年的全球亮点，并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温和上升，还是因为其政府和国会之间的摩擦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张明：2017年全球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同步性显著增强。而就2018年而言，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与2017年持平甚至继续温和上升，但复苏的同步性可能减弱。一方面，受到量化宽松力度收缩、区内政治性风险可能再度上升、利率上升加剧南欧国家债务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欧元区经济能否在2017年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贸冲突加剧、资产价格波动加剧等因素，也可能会损害全球复苏的同步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经济可能再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短期内，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依然是主要经济体中最稳定的。不过，基于特朗普政府的过往表现，美国政府的若干政策可能给其他经济体造成严重的溢出效应，例如中美贸易摩擦、朝核与中东冲突、利率与汇率政策等。

梅新育：我认为，2018年美国经济应该仍能保持较好的增长速度。除了因为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资产负债表修复较好等基本面因素外，还因为特朗普税改等政策的影响今年会开始真正释放出来，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一项重大利好。相比之下，某些重要的利空因素要么是总体有利于美国，实际负面影响有限，要么是今年还来不及释放出来。

美国对外经贸摩擦的结果总体而言应该是会改善美国在海外市场的准入条件。真正有可能震动全球市场的是对华大规模贸易战。过去的一年，中美经贸争端虽然炒得火热，但涉案贸易额占中美贸易总额的比重并不高，而且中国对美出口额还出现了两位数的增幅。总体看，中美经贸方面互利机会相当多、相当大。

钟伟：目前全球央行的流动性似乎都在逐渐回归常态，人们对2018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趋向，形成了多次加息和弱势美元的一致预期。在两位看来，在美国通胀低于预期的背景下，美联储是会加快加息节奏，还是容忍物价更温和地持续上行？为什么在美国经济预期乐观和财政刺激犹在时，美元反而一路走弱？美联储在利率、汇率领域的姿态，有可能对中国央行产生怎样的外溢影响？

张明：2018年，通胀率上升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风险之一。如果通胀超过预期，不排除美联储更快地收缩货币政策。这一方面可能对美国股市与债市造成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也会对全球经济与资本市场造成负面冲击。之所以近期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原因有三：一是欧洲经济表现迄今为止超预期，二是既有的加息路径与紧缩节奏已经被市场消化，三是市场质疑减税政策的最终效力。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已经被显著削弱。美元指数走低是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强势上行的最重要因素。随着汇率的不断走高，中国央行可能会重新评估当前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的适宜性。

梅新育：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会传导到CPI，所以美联储恐怕还是要追求收紧货币政策，以此抑制通货膨胀压力，防止产生金融泡沫，并为下一次危机腾挪出“稳增长”的空间。此外，美国决策者希望通过“弱美元”来促进本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复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和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如果对美联储多次加息、弱势美元、美股市场波动性上升形成一致的预期，前两者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国内资本外逃的动机，一些市场参与者可能会追求美元加息、未来美元升值的双重收益，而未必是要投入美国证券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恐怕还是要适度加息以收紧货币政策，削弱资本外逃的动机，但也要避免人民币过度升值。

钟伟：在经济趋升和流动性趋紧的格局下，人们对资产价格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如果美联储加息节奏提速，对美债而言可能是压力。同样地，人们对美股的前景也开始忧虑。毕竟次贷危机至今，美国GDP大约增长了30%多，但联邦债务余额却翻倍，美股主要指数涨幅逾300%。看多美股者指出，美国经济增长不错且减税等刺激政策刚刚释放；看空美股者则认为，其已估值太贵且缺乏流动性支撑。两位如何判断美国资产价格的短期趋势？它是否会加剧2018年全球金融体系的波动性，甚至会影响到港股和A股？

张明：在流动性收紧且波动率处于历史低位的大背景下，美国资产价格波动性上升是毫无疑问的。2018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上探至3.0%左右，债市的调整在所难免。长期利率的上升反过来又会对股市产生冲击。如果美国股市深幅调整，短期内是利好国债市场的。美股与港股的联动性很强，如果美股深幅调整，港股深幅调整也在所难免。虽然近期沪港通、深港通等机制在逐渐打通港股与A股之间的藩篱，但美股、港股与A股之间的联动性依然较弱。除了短期的信心因素可能加剧联动之外，2018年A股市场的走势将依然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

梅新育：如刚才所说，我相信美股的大幅度上涨蕴含着未来的风险；但考虑到税改和其他措施带来的资本回流等影响，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破裂，应该不会在今年。虽然美联储在收紧货币政策，但与其他新兴市场不同，美国市场可以通过资本回流补充流动性。不过，今年其波动性应该会强于去年，进而会通过影响预期波及中国股市，包括港股和A股。

钟伟：随着“美国优先”战略的逐渐落地，美国似乎越来越不愿选择已有的多边机制，而是更倾向于保守。这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了新变数。许多人担心中美贸易和投资可能会陷入类似于“广场协议”之后美日贸易关系的境地；也有人担心，类似WTO这样的多边机制重要性会被削弱。中国在2018年可能遭遇怎样的外贸和投资环境？又该如何应对？

张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倾向在外贸与外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不出意外的话，2018年二季度起，中美在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摩擦将会显著上升。301条款调查的结果，有可能使得特朗普针对特定国家的商品及投资进行制裁，而这必然引发一些国家的反制裁。从目前看，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ODI的态度已经明显变得强硬。在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举措面前，中国政府能做的是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多边机制进行申诉，二是加强双边谈判与沟通，三是摆出“以牙还牙”的博弈姿态，四是尽可能实现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多元化。目前，国内分析可能仍然低估了贸易投资摩擦的发生概率及其负面影响。

梅新育：特朗普现在的倾向，不是希望放弃自己当初主导建立的多边体系，而是觉得目前美国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使用这个多边体系。所以其仍要留着这个多边体系，而自己则采取“蓝水”战略，更多地通过双边机制达成自己的目的；从长期看其会推动多边体系向更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向发展。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需求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一方面要越来越多地扮演事实上的自由贸易旗手角色，特别是要推动现在可行的新多边协定投入实施，如2017年2月22日正式生效且已获得131个世贸组织成员核准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钟伟：面对美国经济的不变和剧变，两位对特朗普经济政策有什么期待和担忧？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使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和而不同的两个大国？

张明：尽管全球与国内舆论都在对特朗普冷嘲热讽，但我们不应低估特朗普诸多政策背后的逻辑一致性，那就是通过加强国内市场的吸引力以及扰乱全球市场，来吸引各种资本流入美国，以此来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以及整体竞争力，进而实现“美国优先”的终极目标。中美之间要更好地开展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深入研判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逻辑与可持续性，而非简单地认为特朗普本人干不了太久，下台后政策就可能反转。第二，不卑不亢、宽柔相济。针对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中国政府应该在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强硬的时候强硬。第三，更好地与其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单边主义的美国为中国的多边主义政策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与舞台。

梅新育：特朗普要改善美国经济的基础，在税改之后，需要大力度改革社会福利体系和工会制度。但在这些方面他能做到多少？在不断受到掣肘的情况下，其内部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今年年末，美国的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国会格局，进而会怎样影响其行动能力？这些都是未知数。就中国而言，要构建和而不同的中美关系，需要抓住以下几点：首先，增强中国自身实力，这是一切的基础。其次，中美双方要避免“自伤性竞争”。第三，不寻求分庭抗礼，不搞新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而是将“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成为现行多边国际经贸体系下的备份朋友圈。第四，寻求中美新的经贸合作空间。

钟伟：两位在中美问题上的看法相当接近。一是美国经济今年无忧，但通胀是个隐忧；二是美国股市大致稳定，但波动率会加大；三是弱势美元有可能持续，但并非单边下探；四是中美之间经贸和投资摩擦风险犹存，但中国自身的应对能力和进口需求的巨大潜力，使得中国能够从多方位缓解冲突风险。2018年世界经济仍处于上升期，复苏的温暖也许能够抵御冲突的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