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美国税改的商业影响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下称《税改法案》），做出美国自1986年以来的最重大税制改革。至此，美国税改尘埃落定，大部分条款自2018年起开始生效。
以美国为代表的税制改革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的风向，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大税制改革力度。一方面是吸引境外投资，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巩固税基，防止税务滥用。而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全球化运营的中资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税改法案》的关键措施
《税改法案》长达500多页，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仅对《税改法案》中重要的公司税和国际税的相关内容进行总结概括。
《税改法案》在公司税和国际税方面主要的减税措施如下：
一是降低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将原来联邦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35%统一为21%，再加上州税/地方税，美国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约25.75%。
二是投资资产费用化。对投资资产的成本采取一次性扣除的方法，而非原先的分期折旧/摊销。实施期限仅为五年。五年以后，投资资产的费用化比率逐年降低。
三是参股豁免。取消了原先的境外税收抵免方法，并从2018年开始，对美国企业来源于境外的符合条件的股息予以100%豁免；同时对境外累计利润一次性征收汇回税。
四是境外无形所得（Foreign-Derived Intangible Income，FDII）享受优惠税率。美国企业取得的来源于境外的无形所得（即超过有形资产10%的正常回报部分的超额回报），适用13.125%的优惠税率（2026年起，提高至16.406%），远低于21%的标准税率。该政策的目的是鼓励美国企业向境外出口与取得无形所得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虽然美国的《税改法案》被称为减税法案，但受制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及其他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保护美国税收收入的反避税和反税基侵蚀条款。这方面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限制利息费用的扣除。原规定修改为所有债务（包括关联方和非关联方）的净利息支出限额，相当于2018至2021年期间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Earnings Before Interest、Tax、 Depreciation and Amortisation，EBITDA）的30%；2021年后，为每年息税前利润（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BIT）的30%，当年超过部分的未扣除利息可无限期结转。
二是限制净经营亏损结转。原规定修改为不可向前结转，可向后无限期结转，且结转限额为所得的80%。
三是对全球无形低税所得（Global 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GILTI）征税。对美国境外的受控外国企业取得的超额利润，按照10.5%（2026年起为13.125%）的税率征税，并允许GILTI在境外已缴纳税款的80%在美国进行税收抵免。
四是征收反税基侵蚀税（Base Erosion and Anti-Abuse Tax，BEAT）。BEAT主要是通过限制美国实体向其境外关联方支付特定款项（包括服务费、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但一般不包括货物的销售成本，一般称为“税基侵蚀支出”），以此达到反税基侵蚀的目的。但BEAT的适用也设定了若干条件、征收门槛及除外情形。
区域平衡短期难打破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全球化运营企业的商业决策、国际资本流动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短期来看，国际分工和区域产业链的秩序可能不会被美国税改打破。大型跨国企业供应链的调整需要整体协同发展和巨大的前期投入，“产业回迁”涉及的是整个产业链，而不是单独的公司，单靠减税很难实现。而中国庞大的技术人群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依然具备相当优势。
长期来看，对于全球运营的企业来说，减税将会进一步提高美国营商环境的吸引力，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本流入美国。虽然美国的环境、劳工等成本相比新兴经济体仍偏高，但其作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以及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减税会吸引欧洲、日本乃至新兴经济体的企业选择美国作为新的投资地。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赴美投资也具有潜在的吸引力。近年来，已有大量的中国企业选择到美投资，像富士康、福耀玻璃、科尔集团等中国制造业企业，都纷纷赴美建厂。
当然，对于产业转移和投资格局、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等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税收仅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还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尤其是考虑到中美之间近期出现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中资对美进行的科技投资可能采取限制措施，中资企业赴美投资还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再造跨国经营价值链
当前，中资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总量增长迅速，未来增长潜力也较大。总体看，中资企业在美投资涉及领域广泛，既包括数字新媒体、金融、医药、信息通讯技术、娱乐文化、高级精密生产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包括不动产、能源、食品、运输等传统行业。从投资形式上看，依然以并购投资为主，绿地投资占比虽低但也增速明显。
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企业在出海之际会考虑进行税收筹划安排。无论是投资前的架构搭建还是投资后的架构整合，企业都在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交易需求，对投资架构中各环节的税务影响进行分析与安排。例如，在搭建控股架构时，会结合与相关国家的税收协定待遇条款以及其国内税务的具体规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