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绘企业税筹图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国际税收环境，不仅要熟悉多国税制，还要应对《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下称《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各国税收政策的变化带来的挑战。但一些企业对跨境税务筹划的重要性仍缺乏足够认识，在目标设定、开展思路等方面并不清晰，如何有效开展跨境税务筹划仍是不少中资企业的一大弱点。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石油”）财税价格部总经理、国际商会（ICC）税收委员会亚洲区域特使、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税收委员会执行主席刘戬，国内某知名光伏企业税务总监沈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税务管理部经理吴惠洁，共同分析中资企业开展跨境税务筹划的重点、难点，以及从专业角度分析中资企业该如何加强跨境税务筹划能力建设等问题。
中国外汇：随着中资企业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跨境税务筹划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三位嘉宾如何理解税务筹划的价值？企业又该如何合理确立税务筹划的目标？
刘戬：税收是企业非常重要的一项现金成本，企业需要在纳税行为发生前，对投资经营等涉税活动作出事先安排，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税务筹划贯穿于跨国投资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要着重做好公司设立阶段的顶层设计和运营阶段的筹划。设立阶段的税务筹划，主要涉及公司的全球架构、商务模式和投资路径。完成这些要素的设计后，企业的整体税负便基本确定。运营阶段的税务筹划，主要包括合同模式的选择、物资采购选择、成本费用的规划，其中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是关键一项，同时也是当前各国税务机关和《BEPS行动计划》的主要监管方向，直接影响税收风险，需要进行妥善安排，确保“关联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我们一直认为，国际税务筹划需要在符合国际税收协定、国际税收规则和业务所在国税法的前提下，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合理安排，反对激进的税务筹划。
沈栋：税务筹划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企业的相关税务安排进行提前规划，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节省费用开支。打一个比方，税务筹划好比扁鹊三兄弟中的大哥，其高明处不在于病入膏肓时再下虎狼之药，而是事前防患于未然。现实中，由于各国的税制环境差异，以及各国政府在征税问题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加上税法本身难以穷尽所有的经济安排，因此税务筹划更像是一门艺术。其目标不在寻求100%的完美，而是要在风险控制和利益达成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并且这个平衡点要与企业自身的文化和内部管理相契合。
吴惠洁：一套科学、有效的税务筹划管理体系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至关重要，它能够为企业的商业决策和管理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帮助企业创造价值。就中集集团而言，其税务筹划目标是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流程、监督等管理措施，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经营活动进行全程参与，事前做好税务筹划和管理，降低和控制全业务流程中的税务成本和风险，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中国外汇：跨境税务筹划常常涉及多方面的安排。结合几位多年的行业经验，企业在税务筹划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点？
刘戬：结合企业税务筹划工作，我们认为，企业应围绕“依法纳税、依法筹划、合规有据、风险可控”的总体原则，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真实、完整的涉税资料文档的保存和匹配工作，确保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相互匹配。《BEPS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各国税务当局纷纷通过资本弱化、利息扣除、实质性要求等相关反避税规定，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进行相应的限制；世界海关组织也发布了《海关估价与转让定价指南》。在这一背景下，一旦企业的数据资料有瑕疵，很容易引发税务当局的质疑。这就需要通过保留完整、相互匹配的涉税资料，来证明税务筹划的合法、合规。
二是建立完善有效的内控制度和工作流程。当前，东道国税制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税法，会存在较多不明确或有歧义之处。对此，企业需要建立完善有效的内控制度和工作流程，妥善管控税收风险。
三是将税务筹划与生产经营紧密衔接。税务筹划不能仅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企业需要在熟悉国内外税收法律以及国际税收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对项目全周期的各环节进行分析，寻求依法纳税与合理税负的统筹兼顾；同时，税务筹划也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税种，企业需要全面、系统地考虑多个税种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防止综合税负成本的增加。
四是配备高素质的人才团队。跨境税务筹划对于人员的专业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从跨国公司的实践经验来看，税务筹划团队分为以下几个职能：（1）总部税收管理职能。其主要是在集团层面对交易架构设计、并购安排、税务模式等事项进行税务筹划。（2）业务单元税务筹划。其主要是在经营过程中负责各业务板块、基层企业的操作性税收职能。（3）共享服务中心的税收职能。例如将编制纳税申报表、网络申报等技术工作交由共享服务中心完成。（4）外包给外部专业机构的税收职能。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将其日常税务管理工作外包给普华永道，并将外包业务流程和内部业务流程进行衔接融合，总部只保留重大并购决策等核心税务管理职能。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四个部分的团队紧密配合，共同推进税务筹划。
沈栋：从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路径看，主要涉及如何设计跨境投资的控股架构、如何实施转让定价以及如何适用税收协定等。
在跨境投资控股架构的设计上，企业需要着重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预提所得税。当境外子公司向境内母公司汇回利润、支付利息或者特许权使用费时，就会产生预提所得税。对此，企业可以通过提前安排控股架构，尽量降低这一税负。二是对外投资的资金安排。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资本金和关联公司贷款两种资金安排方式。其中，后者更受跨国公司的欢迎，因为贷款的资金调回更加灵活，利息也可以在当地抵扣，具有节税效应，也有助于企业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节约自有资金的支出。
在转让定价环节，税务筹划是通过一些法务、商务的安排，将集团利润合理地转移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这可以通过不同集团企业间有形资产，如货物的交易价格，或者通过对企业利润贡献最大的业务活动，如研发或市场推广等，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子公司间的分担（如通过外包，实际开展研发或市场推广活动的公司和出资公司不在同一国家或地区），或者集团管理费用从高税率的集团总部所在国分摊到税率较低的海外子公司等方式进行。
但这种转让定价筹划需注意两点，一是世界各国税务机关越来越关注保护本国税基不受侵蚀，监管也日趋严格，这可能使历史上有效的筹划方案随着时间推移，在新形势下不再适用。对此，集团公司要密切跟踪形势，及时调整策略。二是该税务筹划应尽量降低对企业已有业务模式的负面影响，配合好公司的主业经营活动。
至于税收协定，其往往涵盖税务筹划的多个方面，如通过对税收协定的适当运用，企业可以适当降低利润汇回以及关联公司借款利息的预提所得税。因此，企业需要仔细了解税收协定的内容及适用条件。此外，税收优惠政策也是企业在跨境税务筹划中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全面了解政策内容和适用条件，及时跟进政策变动以及在业务执行层面落实相关税收优惠等。
吴惠洁：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和探索，跨境税务筹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清晰地了解产业布局、业务需求和商业背景，在商业层面有清晰的定位。二是了解内外部的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包括当地税收政策、税收优惠和居民身份等细节，以及境外和中国税收政策的融合、国际税收的征管动态。三是结合具体的业务背景和功能定位，事前去匹配最佳交易方案，包括交易模式、交易架构、交易路径和转让定价等，最终实现税务筹划的目标。
例如，在我们欧洲的业务布局中，考虑到荷兰及欧盟的广泛税收协定网络，以及荷兰当地的COOP（合作制公司）股息免税政策，最初设计的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荷兰COOP（合作制公司）-荷兰BV（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欧洲当地企业”的投资架构；而在中国香港与荷兰签署双边税收协定后，我们及时了解了荷兰向中国香港支付股息可在一定条件下豁免征收股息预提税的政策，将架构优化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荷兰BV（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欧洲当地企业”，并推广应用于新的业务并购重组中，使税务管理更加便捷高效。此外，我们还紧密关注荷兰国内税收的政策变动，比如关于Coop商业实质的要求等，以便及时优化调整。
中国外汇：面对各国陆续出台的税务改革计划，以及《BEPS行动计划》在全球范围的实施，中资企业的跨境税务筹划工作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刘戬：在《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企业税务筹划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风险和挑战。
一是转让定价的风险。转让定价是《BEPS行动计划》的关注重点。相对而言，不少中资企业对于转让定价的管理还缺乏足够重视，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称“OECD”）的《转让定价指南》、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操作手册》，以及各国的转让定价法律也不够了解，并未形成转让定价框架政策和管理体系，加上中资企业通常业务链条较长、关联交易多，因而容易产生转让定价风险。
二是信息披露的风险。《BEPS行动计划》是20国集团委托OECD来完成的，因此《BEPS行动计划》所要求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均是按照OECD跨国公司的税务管理模式设计的。而中资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与OECD跨国公司仍有较大差距，造成在对外提供报告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由于信息系统不统一，中资企业在编制报告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一些人工统计方法，容易产生数据信息资料之间的勾稽核对风险。
三是《BEPS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