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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贸易争端下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思考

来源:《中国外汇》2018年第15期

2018年3月至今,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时值年中,如何看待中美贸易问题的实质、前景及政策选择?笔者思考如下。

避免过度解读贸易战

根据以往的经验,美国的经济增长只要在2%以上,欧洲增长1.5%以上,我国出口都会有相对较高的增长。所以对于出口增长,尤其对于欧美出口的增长,不必太过担心。贸易形势可能没有那么坏,没有必要太悲观,市场自身有着一些内在的机制。

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也没有真正想大打贸易战。对中兴通讯一剑封喉,但最后放了,说明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中兴通讯与微软、英特尔、IBM、高通等都有合作,封锁中兴通讯对美国企业也不利。通过罚款、改组,大大降低了中兴通讯的研发创新和赶超能力。这也说明当贸易制裁真正影响到美国重要的公司、普通民众利益的时候,美国政府会有补救措施。例如,美国6月15日发布的加征25%的关税清单中,删除了4月拟加税清单中的515种商品,包括电视机、电锯、热气球、雪地摩托车和垃圾压缩机,部分制药和医疗产品以及某些钢铁、铝产品等。此外,据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26日通过口头表决一致通过了一项《综合关税法》,同意降低超过160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

25%的关税是对340亿美元,对2000亿美元的出口征收关税是10%。按照贸易战标准这并不高。2017年2月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最终裁定认为,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补贴,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确认这些进口产品的反倾销税率在63.86%至76.64%之间,针对强制应诉企业“山西太钢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反补贴税率为75.60%。这一反倾销税将生效持续5年。

历史上,美国贸易战时的关税是比较高的。如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保护关税法案,对棉花、生铁、纸张和玻璃原料及其制品实行特别保护,关税税率提高到7.5%—30%,征税范围占进口品的43%;1824年达到47%,1832年以后又有所降低,但到1857年,一般都高于20%。南北战争期间,平均关税达到48%,1872年降低到了10%,1875年又提高到内战时的水平。1883年既有降低也有提高,1890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麦金莱税率,把进口税率提高到平均38%—49.5%,个别商品税率如钢铁、玻璃、棉织品、麻织品、布料的进口税率在50%—60%;1894年8月,通过了减税法案,把羊毛、青铜、木材列入免税之列,但平均关税税率也达到30%—39%。

高关税曾经推动了美国的出口,抑制了同类产品的进口,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增长。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税,则是在持续不断下降的。在已经下降了的情况下,提高10%、20%的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影响有限,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格相对低,价格弹性(我国同类产品只有国际价格的1/2到1/4)和汇率弹性较大。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冲击力比较大。因为发达国家价格体系相对稳定,价格和汇率弹性小,关税提高对市场的压力较大。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从2005年的8.27升至6.11,升幅达30%多,我国企业也都适应了。在升值过程当中,企业不仅没有削价竞争,而且还提高了价格,且提价的幅度超过了汇率上升的幅度。这说明,企业对出口价格的适应能力很强,或者说出口品的价格弹性很强,大多数企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应该能够适应10%、25%的税率。关税提高不是关闭市场大门,仅仅是一个价格调整的幅度。我国的高科技产品或者说机电产品的价格弹性要好于其他商品,而且关税提高对国内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经过一定时间,企业会逐渐适应。这些企业通过调整城市、区域布局,就可以通过降低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等举措来降低价格。真打贸易战,关税会很高,高到对方产品无法进入本国市场。现在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真正需要担心和考虑的问题是:如果说美国提高10%和25%的关税不起作用,中国对美国出口依然增长,贸易顺差仍很大,美国后续是否会再搞反补贴、反倾销,把关税提高到40%到50%甚至更高。这样就会关闭市场的大门。这个时间过程大体在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之后和2020年连任之后。这需要观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应对策略。

把握美国贸易战的目的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振兴美国经济。其对内的目的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这些新举措让世界看不懂,甚至使盟友、伙伴翻脸。尤其是提高诸多产品的关税,并威胁关税报复者扩大加征额度;还禁止各国企业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等,给世界经济蒙上了危机的阴影。

一些战略家对特朗普感到陌生,发现用过去的政治学、战略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既把握不住也预测不了特朗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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