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期”叠加下中国外贸的“稳”与“变”

2018年7月31日，中央提出稳外贸的总体要求。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如何在求“稳”的同时谋“变”，以实现稳中向好的态势？笔者思考如下。

外贸发展环境面临“五期叠加”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异常复杂多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连续下台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2009进出口总额首次出现负增长，2010年和2011年在低基数下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12年至2014年增速均不及预期增长目标，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现负增长，2017年以来虽然呈现出稳定向好的态势，但并不牢固。

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相应弱化。2009年贸易收入弹性首次出现负值，为-1.95，出口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反向拉动作用；2010年和2011年贸易收入弹性有所恢复，分别为2.88和1.60；2012年后，出口增速再次落后于GDP增速；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现负增长，且贸易收入弹性均为-0.28；2017年以来尽管外贸恢复了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2018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0.7%。总之，外贸下滑速度之快远超预期，超调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下行周期的重要因素。

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还面临着“五期叠加”的内外环境：

一是发展动力转换期。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国际竞争力随之下降。同时，资本积累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篮子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外贸发展动力由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亟需探索新的发展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期。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阶段，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超过了制造业。中国经济已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0年达到42.7%的最高点。经济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外贸发展已进入拐点。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外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会立即下降，但必将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增速及其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全球价值链重构期。过去二三十年，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而自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在总量上出现下滑，在区域上出现重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发展的核心变量。据测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回落，加工贸易在外贸中的占比大幅下滑。这势必会对我国外贸发展产生结构性影响。

四是外部需求不确定期。世界经济呈现弱周期复苏态势，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同时，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风险因素也在不断累积，一些大国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使得我国外需在复苏中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301”措施已正式落地，我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使得美国对我“最惠国待遇”名存实亡，对美出口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五是外贸政策转向期。加入WTO后我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出现，推动外汇储备屡创新高。而目前，我国外贸政策目标已经转向，“贸易平衡”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2004年提出“对外贸易适度增长”，2005年提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2007年提出“缓解外贸顺差过大”，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期间仍然以“稳外贸、促平衡、降顺差”为目标。随着外贸增速从两位数下滑至个位数乃至负增长，仍然保持“贸易平衡”政策目标至今。

求“稳”谋“变”之策

综上，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外贸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要不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还要不要努力扩大出口，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2018年7月31日，中央提出稳外贸的总体要求。如何在求“稳”的同时谋“变”，力争短期政策符合中长期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在求“稳”方面

一是稳预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饱受批评。然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