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管理

2018年二季度以来，美元结束年初的熊市，自4月下旬开始显著走强。美元指数从89.41反弹至最高的96.98，涨幅达8.4%。在美联储的持续加息下，美元汇率、利率双双走高，新兴市场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导致新兴市场货币绝大多数下跌，且部分国家还爆发了货币危机。截至2018年年末，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跌幅居前，分别对美元贬值51.40%、28%和17.2%。其中，阿根廷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紧急贷款救助。此外，新兴市场货币动荡还有向其他国家扩散的趋势，一时间引发市场对于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广泛探讨，成为关注焦点。

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速，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成为中资企业的投资目的国、贸易对手国。相比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体系，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避险产品相对单一，外汇市场发展程度也较低，因此，中资企业探索在新兴市场的汇率避险之道迫在眉睫。

新兴市场汇率风险日益突出

当前，中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使得企业集团的汇率风险呈现出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企业结算货币日趋多样化。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动，企业海外结算货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趋势。与传统的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不同，“一带一路”带动下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运营，使企业的货币收支呈多货币趋势。这是企业本地化经营的客观要求。多样化货币结算提高了汇率风险管理的复杂度。

二是新兴市场货币为企业增加了新的汇率风险因子。以往，我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要目的国，银行和企业对主要外汇的市场波动、保值工具、汇率政策、资金结算等大都较为熟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企业投资目的国。新兴市场国家差异巨大，政治风险、主权信用风险、外汇管制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成为企业面临的新的汇率风险因子，汇率风险管理难度显著加大。

三是汇率风险对企业财务安全带来多方面的冲击。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企业的海外风险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国际贸易单一风险。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日渐扩大，本地化、长期限资产经营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新特点。在国际贸易下，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外汇收入对企业当期现金流的兑换交易风险；而在海外投资、本地运营模式下，汇率风险已不再局限于企业当期营收受到的汇率波动的影响，海外资产的估值、海外资金筹措带来的外币负债重估，已使汇率风险扩大至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多方位冲击。

目前汇率风险对财务安全的影响主要划分为交易损益、调整损益和换算损益。交易损益指在发生以外币计价的交易业务时，因收回或偿付债权、债务而产生的汇兑损益。如进出口贸易收支，随着以外币计价的合同货款因汇率而发生波动，偏离交易发生日的价值波动主要计入财务费用，影响当期损益。调整损益指在会计期末，企业所有外币性债权、债务和外币货币资金，按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进行调整而产生的汇兑损益。调整损益计入当期损益。换算损益指在会计期末为了合并会计报表，而把境外经营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所产生的汇兑损益。换算损益主要来自于企业对境外所控制的公司进行合并报表，须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

从笔者从业经验来看，当前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源自以下方面：一是外币计价贸易收支对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影响。表现为计价货币贬值，减少企业本币收入，增加企业财务费用。二是境外长期投资和长期外币融资。随着美元加息周期持续，美元融资成本显著提高，新兴市场货币体现的投资和经营收益大幅贬值，而货币错配、利率错配则显著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三是境外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设立的子公司，货币大幅贬值将在合并报表时抵减所有者权益。

理顺管理机制是重中之重

汇率风险管理，既是一个市场风险管理命题，也是一个企业管理命题。在现阶段，优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企业应形成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和清晰完备的风险管理机制。伴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步过渡至常态化双向波动，监管部门和银行类金融机构已多次提醒企业要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摒弃过去不套保或者以套保追求盈利的投机思维。

在风险管理机制上，首先，企业应重点从目标投资国准入、可作为贸易及投资结算货币准入、外汇管制政策、外汇资金归集、账户流动性管理、风险报告及应急等维度形成完备的审核管理机制，使可纳入财务核算的新增货币有章可循。其次，针对衍生品套期保值，企业还应制定覆盖套保衍生品估值、套期会计、信息披露等维度的管理制度。再者，配置专职管理人员和与之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企业应配置专职的汇率风险管理专员，负责对国别风险、外汇管制政策、汇率波动等因素的追踪并出具意见，为汇率风险提供及时的跟踪与分析，制定并实施保值策略；同时，企业应完善对专职人员的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确立合理、科学的保值评价基准，尤其是应对套期保值形成正确评价机制，对套保损益与基础资产并表管理。因套期保值需要一定成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