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长期结构性矛盾呼唤变革与合作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同步减缓，再次打消人们侥幸乐观的情绪。事实上，自2009年开启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可谓漫长而缓慢。放在历史的长周期来看，这既是其必然趋势——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又有复杂的人为因素——面临人类社会难以协调和跨越的矛盾。展望未来，这种潜在增长率低迷的状态还将持续，需要有新的政策变革与全球合作来破解。

全球经济增长再现疲态

如何评估最近几年来的全球经济复苏？2016年美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意外获胜以后，乐观的情绪一度爆棚，推动美国股市迭创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复苏加快，直接推动了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加速——从上年的3.3%提升至3.8%。然而，2018年四季度美国股市的黯然收场，再次给盲目乐观的侥幸情绪泼了一盆冷水。普遍的预期已经表明，2018年美国经济并未创造奇迹，年中短暂的强劲增长并未持续，全年增长率依然处于3%以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有忧的发展步伐：2016—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7%、6.8%和6.6%，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是最高的，但增长速度处于逐渐下行的通道中。欧元区2016—2018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9%、2.4%和2.0%，2018年呈明显疲态。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再度同步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月22日的最新预测是3.5%，低于2018年的3.7%。其中美国、欧元区、中国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将分别较上年放缓0.4、0.2和0.4个百分点，是关键的拖累变量。美国经济的放缓主要来自财政刺激措施取消、政府停摆和基准利率上升的影响，欧元区同时受内需疲弱、外需不振和政经不稳的影响，中国的因素则是中美贸易摩擦和金融监管收紧的结果。其他经济体因不同的原因强弱互现，但整体疲弱。

从更长的经济周期比较，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在2003—2007年是5.1%，在2008—2016年是3.3%，在2017—2019年是3.7%。很显然，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力度只是较危机及危机后弱复苏期间略有提升，而与危机前的高增长水平相去甚远。未来几年同样不容乐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2020—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将仅为3.6%，继续处于缓慢下行的通道中。

经济疲态背后的

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

尽管影响各经济体年度表现的因素错综复杂，但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看，这些都只能算是偶然、周期性的，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短期的不利变化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得以对冲和熨平。导致全球经济始终处于疲软复苏而无法取得更高突破的因素是结构性、供给侧层面的，同时，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因素也不能忽视。从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即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全球性供给侧变化的长周期正好重叠，从而加剧了潜在产出能力的下降。虽然特朗普的新政着眼于供给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潜在增长水平，成为近两年全球经济复苏有所提速的关键变量，但程度相对有限。

第一，劳动力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危机以来三大经济体同时面临劳动力下降的挑战。美国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之际，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并在历史低点徘徊；欧盟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长期挑战，危机后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进入劳动力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转折点，从 2012 年到 2016 年连续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且65 周岁以上人口占比也跨越 了10%的老龄化分界线。特朗普新政中，包含致力于挖掘本国劳动力和支持困难社区，以将数百万被遗忘的人群带回劳动市场，让所有工作年龄的健全美国人都能为社会作贡献，提升劳动力参与率。自2017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下降，并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了企稳回升迹象。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美国经济复苏力度的增强。但特朗普新政中限制移民的政策，也在制约劳动力增长的潜力。欧洲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成效不佳，引入难民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经济增长后劲匮乏。日本致力于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中国放开二胎政策促进人口增长，短期内均尚难看到成效。

第二，资本积累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流动性冻结，金融机构失血，对全球投资增长的打击深重。危机后，全球资本增长依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复苏道路漫长。许多因素限制了全球资本的增长：全球金融监管全面趋严，包括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反洗钱监管等，导致金融机构长期性去杠杆化，风险偏好降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大幅减弱。去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特别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发达国家，在民粹主义势力日趋上升的压力下，设置的种种投资壁垒，限制了全球资本的流动。全球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环境与资源约束强化，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