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大湾区融合中汇率避险新风向

目前在大湾区内银行机构可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人民币即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以及与人民币相关的衍生品业务。这一举带动了以中国香港为首的境外外汇衍生品交易量，市场出现了汇率避险境外化现象。为应对这一市场需求，境内银行可引导企业合理分配境内外汇率避险业务量，同时加强境内外联动汇率避险产品的研发，以应对市场变化。

市场新动态

2019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汇率风险管理难度的加大，以中国香港为代表的境外汇率衍生品交易量增长显著。根据中国货币网发布的报告，全球主要交易所中，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等离岸人民币汇率衍生品交易主平台，延续了2015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态势。2019年前7个月，港交所美元兑人民币期货合约累计成交1159365手，较上年同期增加193606张，增幅20%。美元兑人民币期权合约自2017年3月推出以来，交易量稳步增长。2019年上半年，港交所美元兑人民币期权合约累计成交8599手，较上年同期增加3844张，增幅81%。

多种因素提升了近期境外汇率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一方面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分化。2018年，人民银行四次定向降准，而美联储则四次加息，中美利差迅速收窄，短端利差甚至倒挂。这些宏观因素显著带动了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增加了市场主体对汇率走势的判断难度，对市场主体汇率避险需求形成了正向刺激。

另一方面，随着大湾区融合的加速，部分国内企业纷纷在中国香港等境外地区设立平台公司，将汇率避险业务从境内转向境外，对国内汇率衍生品交易形成了有效替代。

交易成因

具体来看，汇率避险境外化现象的主要诱发因素分为以下几种：

成因一：跨国公司境外集中管理需要

跨国公司汇率避险的主要特征，是境外集团总部统一决策，境内公司不参与汇率风险管理，仅作为生产加工制造基地，基本没有资金决策权。其运营资金由境外集团母公司统一归集并按需调拨，诸如部分台资、港资企业等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公司与境外集团母公司往来多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经常项下，如进出口货款、薪酬等服务管理费用，境内公司因经营派生出的汇率风险，统一由母公司在境外金融机构对冲。另一方面，境外集团母公司还面临合并报表的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境外集团财务报表由所在国或者地区的货币币种编制，合并报表时，企业普遍面临着报表编制币种汇兑损益调整的问题。这些因报表合并而产生的汇率避险需求，将迫使境外集团母公司不得不在境外进行对冲。这类市场主体常见于境外上市公司、跨国公司总部、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等。

成因二：跨境投融资需求推动

随着内地与中国香港等境外地区在基础设施、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使得湾区内部产业融合、资源整合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国内产业不断升级，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迫使境内企业有着强烈的资本跨国输出的内生动力；而境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业务模式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也吸引着企业跨境“出海”，使得中资机构加速了海外布局。

一方面，企业境外经营过程中，将在所在国或地区派生日常结算及融资需求，不同国家和地区跨币种间的交易以及集团公司合并报表的内在需要，客观上带动了境外汇率对冲交易。

另一方面，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涉及对优质标的公司海外并购等外延式扩张的需求。这类并购行为多伴随着大规模融资行为，与此派生出的跨境并购、国际银团、海外发债等需求猛增。海外融资派生出大量的融资汇率避险需求，而这些融资工具的运用客观上也要求境内企业关注境外短期和中长期外债结构下的汇率风险，部分企业直接将这部分汇率避险需求，委托境外银行或者境外债券承销机构进行对冲。

成因三：境外衍生品价格优势

从汇率衍生品价格方面来看，截至2019年7月底， CNY和CNH分别报收6.884和6.9076，比6月末分别下跌190和396个基点，跌幅为0.28%和0.58%；比2018年年末分别下跌460和386个基点，跌幅为0.67%和0.56%，尽管CNY和CNH当月平均汇差比6月份缩小了46个基点，但仍存在明显的价差空间。

远期市场方面，7月末香港可交割一年期人民币兑美元远期汇率报收6.9438，比上年末跌733个基点；境内外人民币一年期远期汇率之差高达447个基点，比上年末扩大36个基点；香港不可交割一年期人民币兑美元远期汇率NDF报收6.9485，比上年末跌565个基点，整体来看，境外市场即期、远期结汇价格均较境内均具有优势。由于现阶段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加上人民币离岸市场、在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导致离岸人民币市场自诞生以来，境内外便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差，使得市场主体具有无风险价差套利空间。这种空间价格优势吸引着市场主体进行境外汇率衍生品交易。

成因四：新兴行业业务模式驱动

随着网络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在我国异军突起，并纷纷进军海外市场，与之俱来的跨境结算需求也日益增多。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境外业务的开展均存在收支两条线，即境外公司负责业务的拓展和销售，获得营业收入；境内公司负责提供技术和人员等后台运营支持，进行实际支出。为解决收支不匹配问题，境内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需要向境外公司收取服务对价款，即这种新兴行业天然存在内部跨境转移定价的需求。由于境外公司多为销售等运营实体，是实际资金的需求方，境内公司多为后台运营部门，因而对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