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新路径

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通过区域性、渐进式的金融改革，在全国性金融改革中发挥了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本文通过回顾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历程，在总结经验、梳理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自贸区金融改革的举措和路径，探索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确定的金融改革方向。

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与创新进展

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金融创新、开放高地

来自商务部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我国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吸引了全国12%的外资，创造了全国12%的进出口总额，展现了强大的市场活力。截至2018年年底，前11个自贸试验区（不包括海南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61万家，其中外资企业3.4万家。考察2018年各自贸区的经济指标（见附表）可知，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内金融机构，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持牌金融机构达到790家；同时通过科创板等重要战略平台建设，成为了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策源地。

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发展成果，重点主要体现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放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发展跨境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以“负面清单”改革为标志，逐步放开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限制；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标志，实现了和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构建了独特的跨境资本市场联通机制，在有效防控跨境流动风险的同时，提升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在跨境金融方面，发展多样化跨境金融工具，通过贸易、实业和金融投资三者并举，推动资本融入国际市场。

自贸试验区成为区域性金融改革示范高地

根据2019年7月23日商务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工作情况”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以国务院发函等方式集中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共5批，合计106项，包括金融开放创新23项。目前，各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改革是在国家金融改革总体方案引领下，主要针对固定账户、固定额度、固定机构、特定投资者开展的，包括资本项下的开放、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金融市场开放、改进金融监管方式等领域的开放和创新。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模式，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中间扩散型模式为核心，自贸区金融改革通过局部的渐进式改革，为全局性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

各自贸试验区成为特色金融创新高地

在金融开放创新方面，各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差异化开放路径。如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建立了自由贸易FT账户分账核算体系，外汇资金集中运营、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等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经验业已推广至全国范围，形成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效应；广东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开展跨境金融业务，前海率先在全国推出“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跨境资产交易”“跨境双向股权投资”等多层次跨境金融服务；天津自贸试验区率先推进融资租赁业制度创新，开展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业务；浙江自贸试验区通过对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跨境交易市场建设、投资便利化服务、全产业链建设的探索，逐步完善油品全产业链的建设。

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的数据显示，从共性试验任务看，全国自贸试验区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方面试验任务相对缓慢，平均完成率仅为79.96%，表明金融开放创新依然是自贸试验区创新工作中的难点。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创新围绕系统性、全局性、突破性的改革还不够，普遍存在微观碎片化创新多、系统全局性创新少的问题，不仅难以通过金融创新形成系统性的改革方案，也无法通过搭建平台对政策措施进行监督落实，与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金融创新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在改革成效方面，由于金融政策开放容易出现“顺周期”效应，自贸区金融改革也面临周期波动的风险。三是在国际化改革方面，自贸区和国际化对接的长期改革开放举措明显不足。四是自贸区金融规则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也面临新的挑战。例如，竞争中性原则已经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加墨贸易协定》等国际区域贸易协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贸试验区需要从要素获取、市场准入、经营运营、政府采购与招标等方面构建中国版的竞争中性规则体系，包括在金融领域实施贷款中性，即要求对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应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