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利率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及应对
当前，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GDP的30%，负利率已成为全球货币政策的新常态，并很可能在未来延续较长时间。那么负利率政策将对全球银行体系产生什么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负利率的逻辑机理
负利率打破了政策利率具有“零下限”约束的预期。其理论依据在于，经济主体持有现金存在成本，当政策利率趋近于零时，经济主体不会因为流动性偏好而大量持有现金。理论界测算的负利率政策的物理下限在-2%左右，这意味着当前的负利率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负利率实施的主要原因是，危机以来长期的低利率及量化宽松政策未达到预期，银行体系并未将从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投入实体经济，而是将这些资金存回中央银行，以获取微薄利息。为了将冗余的准备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部分央行将商业银行准备金利率（存款便利）调整至负值区间，负利率政策应运而生。
多数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或地区，采用了利率走廊的调控方式，即中央银行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便利工具和存款便利工具，将货币市场的利率控制在目标利率附近。这样，以央行目标利率为中心，在两个短期融资工具即央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形成了一条“走廊”，存贷款便利利率分别构成了这条走廊的下限与上限。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商业银行对央行贷款借贷便利的需求较小，央行调整该利率的效果较弱；但对央行调整利率走廊下限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故央行通过不断调低存款便利利率，可引导利率中枢下移，从而产生刺激投资、消费，并最终带动产出和拉升通胀的效果。欧元区、日本、黑山、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都将存款便利利率作为负利率政策的操作目标；而丹麦将银行部分准备金转为定期存款，同时对定期存款实施负利率；波黑则通过对超额准备金收费的方式实施“负利率”，其费率就是负利率名义水平。
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准备金制度。负利率覆盖的准备金约占存量准备金的50%。部分国家采取分层负利率政策，只针对部分（新增）准备金实施负利率，如日本、丹麦、欧元区等。该操作一方面可降低财务成本，同时也可达到“边际”调控效果。
负利率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存在一个共同特征：银行业在当地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且银行体系收入来源高度依赖利息收入。2008年—2017年，全球21个主要国家银行业占金融业资产（除去央行资产）的平均占比为45.8%，而欧元区银行业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50.4%，日本银行业为55.8%。从银行收入结构看，2008年—2017年，欧元区银行业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为61%，日本银行业为76.2%，均高于50%。负利率政策的实施，对当地银行体系经营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是银行陷入“流动性陷阱”。负利率的政策初衷，是将冗余在中央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转化为银行贷款，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负利率政策实施后，银行体系贷款/资产占比并没有显著提高。以欧元区银行业为例：根据欧元区80家主要上市银行的数据，负利率政策实施前的2009年—2013年的平均值，与负利率实施后的2014年—2018年的平均值（下同）相比，贷款/资产的平均比例基本保持在60%左右，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与贷款变动趋势呈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体系现金/资产比例则显著提升，由政策推出前的2.5%升至推出后的5.1%。日本银行业也出现类似趋势，贷款/资产比例由2015财年末的51.5%降至2018财年末的50.5%；而同期的现金和存放同业/总资产比重，则由16.7%升至22.2%。
二是银行净息差“超预期”下降。由于具有期限错配的资产负债特征，银行净息差与基准利率变动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负利率政策实施以来，欧元区银行业平均利息收入占比由65%降至60%，净息差降幅达10个基点以上；日本银行业利息收入占比由70%降至61%，净息差由0.8%降至2017年的不足0.7%。绝大多数实施负利率政策国家的净息差，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与正常政策环境相比，负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对政策利率下调的敏感性更强。负利率政策环境下，净息差的“超预期”下降的原因包括：银行体系陷入“流动性陷阱”，减少了高收益贷款、增加了低收益现金，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负利率使收益率曲线“扁平化”，长端利率与短端利率更加接近，压缩了银行的期限溢价，使净息差大幅下降。
三是部分银行面临经营困境。负利率政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伤害”程度有很大不同，其根源在于不同种类的资产负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
（1）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银行面临的冲击较大。银行的期限错配主要通过存贷错配实现。存贷款占比较高的银行期限溢价和净息差较高，因而受到负利率政策的负面冲击也较大；相反，对于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其受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则较小，甚至部分业务能够获益于负利率环境。比如交易类业务，负利率环境下，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为通过交易获利创造了有利条件，部分交易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因此在负利率环境下表现较好；另外，部分资管业务板块实力雄厚的银行，也能够较好应对负利率的政策冲击。
（2）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面临的冲击较大。在负债端，与对公存款和批发融资不同，零售存款“搬家”的转换成本较低，其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极高。另外，在部分欧洲国家，对零售存款实施负利率是被监管禁止的，如德国。这些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很难对零售存款实施负利率,从而限制了对负债端成本进行调整。在资产端，零售贷款，特别是按揭贷款的期限较长，负利率环境下收益率降幅较大，尤其是浮动利率定价、重定价周期较短的按揭贷款，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更为明显。近期，丹麦日德兰银行将1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调整至-0.5%，成为欧洲范围内首家对按揭贷款采取负利率的银行。零售存款和贷款的特点，决定了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在负利率环境下面临较大的冲击。在欧洲主要银行中，零售贷款占比超过50%的银行，其净息差在负利率实施后的下降幅度要比其他类型银行高出15个基点。
（3）以本土业务为主的银行面临经营压力。在负利率环境下，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通过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摆布，可以一定程度地规避本国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冲击；而国际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冲击，这一点在日本银行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负利率政策实施后，日本三大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加大了国际化力度，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资产配置比例，致使其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在2018年均达到集团总收入的50%以上，三大银行也因此实现了20%以上的净利息收入增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高于7%；而日本区域银行由于不具备国际化能力，业务聚焦于国内，在负利率环境下经营整体困难，平均ROE不足4%，接近半数的银行陷入亏损状态。
负利率带来的启示
负利率环境下，实体经济的表现也“差强人意”。经济主体预防性动机增强，投资和消费需求对利率变动不敏感，实体经济有陷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迹象。受贷款需求限制，银行体系并没有提高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比例。而且，银行体系净息差的下降，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效果也并非良性。这主要是因为，廉价资金并没有更多以非金融企业贷款的形式流入实体经济，而是继续以现金形式冗余在商业银行体系，或投资到债券和股票等虚拟经济中。
负利率政策的实施，为各国货币当局更好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镜鉴。负利率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全要素生产率降幅明显，经济缺乏长期增长动力。作为货币调控的极端状态，负利率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已非常明显，继续强化需求端的货币调控政策并不是明智选择。更为严重的是，长期推行“负利率”将“扭曲”资金配置方式，造成金融资源“脱实向虚”， 金融杠杆高企，不利于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复苏。在供给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再加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可能是应对经济衰退更有力的措施。
银行应多措并举最大化减少负利率带来的风险。负利率环境下经营的商业银行，应提升非银行板块业务的收入，如佣金及手续费、资管业务等；拓展海外业务，减少在负利率地区的资产配置，提高在负利率地区的资金筹措力度；强化成本管控，兼并重组、拓展电子渠道、发展监管科技，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对于在负利率地区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中资银行而言，为更好地应对负利率，应增加批发融资的比重，提高负债端对基准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同时，应提升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加大对中资“走出去”企业的支持力度，并通过与负利率以外地区分支机构的合作，加大负利率以外地区的资产配置。此外，还应灵活调整资产负债计息方式和重定价周期：在负债端，争取采取固定利率定价，拉长重定价周期；在资产端，则争取使用浮动利率定价，缩短重定价周期。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