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重大举措
近年来，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开放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受到挑战。中国经济同样面临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升级转型的压力。但中国始终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为维持开放的国际秩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直在努力推进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我们不妨盘点中国已出台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这些举措必将惠及全球以及中国自身。
主持人
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张明 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谢亚轩 招商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钟伟：欢迎三位参加本期的圆桌“讨论”。在2019年，主要国家央行似乎都在加大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力度，负利率开始向全球蔓延。但中国仍然维持了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从2018和2019两年全球经济增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尽管有所放缓，但增速仍处全球第一梯队。在三位看来，留有政策空间的逆周期调控、逐渐越过高点的CPI，是否有助于中国将经济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全球经济在2020年会变得更好还是更险峻？
张明：2020年全球经济很可能变得更严峻。如果说，2019年全球经济是在分化格局中下行的话，那么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会处于同步下行的新格局。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中国经济这三驾马车2020年的增速都可能低于2019年。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大选、德国大选与英国脱欧等，都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在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将会下行，但下行速度还是可控的，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可算作是高速增长。首先，中国政府目前的确还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例如货币政策方面还具备较为充足的降准与降息空间，财政政策方面也具备一定的加杠杆空间，“破7”之后的人民币汇率也具备一定程度的自动稳定器能力等；其次，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蓄势待发；最后，近期有所缓和的中美经贸摩擦，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国对外部门的下行压力。
梅新育：我认为，留有政策空间的逆周期调控、逐渐越过高点的CPI能够为中国稳增长提供相当的助力，货币政策不至于面临“稳增长”与“抑通胀”相互对立、不能兼顾的窘境。同时，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本身就是中国抵御外部冲击的有利因素，甚至可以帮助贸易伙伴共同稳定、重启经济。要激发国内经济活力，需要推进改革。其中的难点在于：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我们需要适当收紧政策；而要重振国内经济活力，我们又需要放松政策。如何把握好这两点，对决策者是重大考验。
关于2020年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美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的适度放松，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推动明年经济环境比今年会有所改善。但风险犹存，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美国经济不可能摆脱周期波动，债务等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二是印度、土耳其等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今年经济的显著减速和货币金融危机，可能只是开始。
谢亚轩：预判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我主要考虑三个力量：一个是向下的力量，两个是向上的力量。向下的力量分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长期因素是由人口等长期结构性因素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短期因素则是由于贸易摩擦带来的短期经济压力。2019年7、8两月，工业生产的突然失速是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全面影响的开始，未来仍可能继续“发酵”。向上的力量包括两个，其一，是积极的逆周期政策的向上对冲力量。其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要考虑当前旧改等稳投资手段对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考虑2018年四季度启动的个税改革滞后反映在2020年上半年消费需求上的正面影响。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内生向上的动力，重点可关注两点：一是制造业投资回升的可能性和力度，二是消费企稳回升的可能性和力度。
钟伟：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有许多浓墨重彩的关键词值得提及，例如“一带一路”、RCEP、进博会、东南沿海自贸区，以及不断提升的营商环境和更透明优化的负面清单等。同时，尽管中美面临贸易摩擦，但中国没有兴趣打冷战、热战、贸易战，更多地期望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对话磋商，渐进解决各类争端。在三位看来，全球贸易在2020年面临的不确定性会否有所缓解？中国在贸易领域的举措将如何影响稳外资、稳外贸？
张明：全球贸易增长在2020年依然面临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一是中美经贸摩擦尽管近来有所缓和，但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依然可能造成新的反复。二是美欧、日韩等其他双边贸易摩擦仍在进一步演化，存在恶化的风险。三是全球贸易增速在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时期的表现往往并不乐观。
稳外贸与稳外资是中国政府当前的重要政策取向。在外贸方面，一方面，中国政府与企业正在逐渐把眼光更多投向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以使传统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出口市场方面能进一步多元化。在外资方面，中国政府与企业有望在“一带一路”沿线（包括RCEP区域）进行更多的直接投资，而随着中国沿海自贸区的加速开放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也将会继续维持稳定增长。
谢亚轩：我对于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基准判断是：不会进一步恶化。据此来看，全球贸易在2020年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将有所缓解。近期全球多个经济体的数据显示，贸易摩擦已经给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如果再不停止贸易争端，全球经济与贸易有陷入螺旋式下降的风险。根据IMF的测算，2001至2010年，全球GDP增速的均值为3.9%，贸易量增速均值为5.0%；2019年全球GDP增速由2018年的3.6%下滑至3.0%，贸易量增速由3.7%下滑至0.9%。由此可见，贸易争端会使全球贸易的弹性进一步下降。如果中美之间的关税维持当前的状况，预计2020年贸易弹性将有所回升。
梅新育：全球贸易在2020年面临的实质性不确定性即使有所缓解，也缓解不了太多。因为美国即使暂停其发起的贸易摩擦，在政治、乃至军事方面的冲动也仍然处于高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先后遭遇四次重大的外部冲击：1980年代初的外债危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西方制裁与苏东剧变、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2009年次贷危机。我们每次都是依靠内部巩固与自我改革而把外部冲击转化成体制创新的动力。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扩大市场准入、建立扩大国内自贸区、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吸引外资降低预期不确定性而更多内流。
钟伟：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尤其引人注目。一行两会的金融开放举措纷至沓来，践行了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各类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和业务限制被加速去除，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资本流入管制持续放松，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不断拓展……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之中。各位分别对哪些金融开放的印象深刻？
张明：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与业务限制正在被加速放开。到2020年年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各种外资全资持股的金融机构都可能出现。二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各方面的限制正在被加速去除。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这一趋势。从收益方面看，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与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加速开放，可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引入国际先进经验与投资理念，从而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升，拓展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活跃程度；从风险方面看，外国金融机构与外国机构投资者在中国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也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例如在极端情形下资本大进大出，冲击中国金融安全等。
梅新育：我印象最深的是资本和金融账户对资本流入管制的放松，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和业务限制加速去除。现在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比以前有条件这样做了。考虑到我们所遇到的环境，要求对等开放的色彩会越来越重，我们需要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以要求贸易伙伴对我同等开放。
钟伟：金融供给侧改革也是2019年的热词，反映在通过LPR形成机制改革加速利率并轨、在金控和银行理财子公司等领域建规立制，以及通过对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不断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能力等等；同时，也通过多种金融手段促使房地产回归相对稳健的常态化健康发展。在各位看来，对后续金融改革开放还有哪些期待？
张明：第一，如果政府能够保持这种定力，适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那么无论是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还是控制房地产泡沫，就都有望取得重大成果；但如果因为定力不够而导致政策再次反复，那么系统性风险就可能继续累积。第二，在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对外资金融机构与外国机构投资者加速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大力促进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即维持金融对内和对外开放的同步和平衡。
谢亚轩：预计2020年中国的金融改革仍将异彩纷呈。我认为，中国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更加值得期待。从金融开放的地域来看，对日本金融机构的金融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金融开放，可能会更为引人注目。此外，随着金稳委推出的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的逐步落地，2020年将有望在国内看到更多外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等。是“狼来了”还是“鲇鱼效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钟伟：谢谢三位的参与。大家都对来年的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长较为悲观，同时对贸易局势也言辞谨慎。我个人倒是认为，明年全球经济黑天鹅事件可能不多，中国引领开放的正能量会不断释放，前景并不悲观。中国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强，逆周期调控仍有不小的空间，中国经济增速也仍将处于全球第一阵营。不妨以谨慎乐观的心态期待来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