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需要“真改革”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等问题困扰着全球。关于全球经济将出现“经济日本化（Japanization）”的讨论因此日益升温。“经济日本化”真的是逃不开的梦魇吗？与此同时，在2019年年底，随着制造业景气等的改善，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开始增强，全球经济真会就此恢复过来么？在本文看来，“经济日本化”问题并非无法逾越，推动生产率增长是最根本的应对之道；而2020年全球经济也仅仅是弱复苏，尚需“真改革”。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中庸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中庸（new mediocre）状态。我们可以用“四低四高”来形容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四低”指的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政策空间；“四高”指的是高负债、高贫富差距、高民粹主义、高金融风险。这几个特点可能并非只是短暂现象，而是未来几年都会长期存在。

四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政策空间

所谓低增长，是指由于受到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缩减、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约束，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低增长区间。在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后，暂时难以看到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无论是印度、越南还是印尼，这些后发国家或因市场规模有限，或因国内体制原因，均难以成为产业转移的接棒者和世界经济的引领者。

所谓低利率，是指全球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央行实行了大规模的降息和量化宽松（QE），将政策利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压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甚至出现了最高超过16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截至2019年12月中旬，美国的政策利率为1.5%—1.75%，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89%；欧洲的政策利率为-0.5%，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21%；日本的政策利率为-0.1%，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02%。

所谓低通胀，是指尽管央行发行了大量货币，但全球并没有出现明显通胀。这可以被视为颠覆了货币主义“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以及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为何多年的货币宽松未能引发高通胀？可能原因如下：一是供给端的约束。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页岩油技术压低了全球的原油价格。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向外输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发达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并未发生。三是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发展提高了生产率水平，但工人工资并未相应提升。以美国为例，2006年到2018年，按实际GDP计算的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9.6%，但工人实际工资仅仅增长了9.7%。四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断扩张的金融市场对多余的货币起到了吸纳作用，这可以从纽约联储每月公布的UIG通胀指标中看出。该通胀指标包含了资产价格的变动，UIG与CPI、PCE之间的差值从2009年后基本处于上升趋势，表明金融市场对货币的吸纳作用在不断增强。

所谓低政策空间，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的不足。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市场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非常小：美联储降息空间还有150BP，欧央行和日央行均已是负利率；低利率所带来的“流动性陷阱”，更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财政政策方面，部分国家赤字率和债务率偏高，加上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这些国家财政的空间也并不足。

四高：高负债、高贫富差距、高民粹主义、高金融风险

所谓高负债，是指全球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偏高。以美国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后其个人杠杆率出现明显下滑，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IMF的数据显示，2017年，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占比接近40%，债务率超过60%的国家占比大致是33%。

所谓高贫富差距，是指贫富差距已经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位置。由于个人能力、社会资源、努力程度等的不同，社会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随着全球货币的大放水，贫富差距已经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位置。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率，从而导致贫富分化的持续。这个论断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涨幅要远远大于工资涨幅。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去寻找收益率最高的资产，而劳动力的流动会受到地域、交通、个人意愿等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不仅仅导致了一国国内的贫富差距，还可能拉大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所谓高民粹主义，是指目前全球民粹主义指数已经接近1940年的最高点。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贫富差距的扩大非常容易导致利益阶层的固化。经济学中有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指的是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也就是说，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保罗·克鲁格曼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条曲线确实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疏离化，自然而然会产生汹涌的民粹主义，并且最终会反映到激进的政治诉求上。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兴起、阿根廷庇隆主义“复辟”等，都是经典的例子。根据瑞典智库Timbro和德意志银行的研究，目前全球民粹主义指数已经接近1940年的最高点。

所谓高金融风险，是指货币宽松、高杠杆率、高民粹主义必然会带来高风险。股票市场风险、债务违约风险、房地产风险乃至政治风险，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因素。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融资融券账户的杠杆率和融资资金，占上市公司总市值的比例均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也是美联储在2019年不断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化是逃不开的梦魇吗

日本自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便陷入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老龄化的现象中。这种现象被称作“经济日本化”。目前,全球经济同样呈现出类似的特点。与日本相比，除了人口老龄化加速、生产率增速低迷、货币政策无效等相同点之外，甚至还有新的不利因素：没有了全球化红利，没有了互联网革命，没有了中国增量等，全球更易陷入“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中。那么，整个世界正在步日本的后尘么？“经济日本化”真是逃不开的梦魇么？

结构改革是解决“经济日本化”问题的直接动力

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轮回！桥水基金的达里奥此前曾撰文指出，目前的全球形势与1935—1945年期间十分相似。确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似之处：大萧条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贫富差距悬殊，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受到大量剥削；德国和日本对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出现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民粹主义泛滥，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批法西斯政权。

再往前看，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初期，政府通常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因而拥有很高的人口红利；由于先前战争造成的破坏甚巨，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有很高的增速；战争期间的军事科技可以民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财富分化也往往没有那么严重。然而，随着和平时期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劳动生产率边际上放缓，贫富分化越拉越大，进而引发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替。这是王朝兴衰的轮回，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目前我们不再受制于封建社会“周期律”的约束，但也确实处在一个暗流涌动的变革时期。

相较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一战二战等通过战争方式来实现经济出清、人口削减和财富再平衡，在当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核武器的威慑，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出清呢？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依靠结构改革！我国在2018年便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推动生产率增长是最根本的应对之道

既然要进行改革，那么应该如何改革？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我们可以从日本的政策操作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2012年年底，日本首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