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稳中有进 外资政策大有可为
2019年以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出台了《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了诸多稳外资的政策措施；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增设了山东等六个自贸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积极开展多双边投资促进活动等。总体看，2019年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稳中有进的态势，流入总量维持在一定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企业运行总体良好。预计2020年我国吸收外资将延续2019年的平稳增长态势；同时，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变化，需要持续研究并落实有关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
2019年外商投资规模平稳、大项目增多
引入外资规模保持平稳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1—11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6747家，实际使用外资845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0%（折1243.9亿美元，同比增长2.6%，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面对全球投资政策的诸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贸易环境恶化以及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等不利因素，稳增长来之不易。这是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外资法律政策体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和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可。
外资大项目增多
2019年外商大型投资项目增长显著。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9年1—11月，1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大项目达722个，同比增长15.5%，包括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在沪设立中国首家外资控股保险公司，德国巴斯夫投资100亿美元在湛江建设一体化生产基地，以及总投资约500亿元人民币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瑞士英力士集团投资近19亿元人民币在沪设立的地区总部等。单位项目投资规模持续上升，表明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加快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
自贸试验区对外资的聚集效应明显
自贸试验区肩负着在新时期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使命。市场开放、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模式创新、投融资改革等有利因素，为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带来了新机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1212.6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4.3%。
主要投资来源地的投资保持稳定
2019年我国外资主要来源结构仍不够多元，港澳台资本占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一半以上。从实际投资金额来看，各国（地区）的增长态势不甚相同。中韩关系逐渐走出“萨德”阴霾，呈现出显著的改善势头，2019年前10个月，韩企对华投资增长了20.6%；而日本、美国、德国对华投资增速降低（见附表）。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保持较高增幅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1—11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6%，占比达28.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3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57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3.4%。后者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28.3%、60.7%和67.8%。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速放缓
中美贸易摩擦对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外商投资产生的负面冲击，在2019年下半年逐渐显现。受影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业、皮革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体娱乐用品制造业这四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电子通信等设备制造业。面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制造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振、利润率不高、税费负担重等长期性问题更加凸显，产业链中议价能力相对较弱的制造企业，减负效果不明显。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1—10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96.9亿美元，同比下降11.6%；其占全部吸收外资的比重为26.8%，同比减少4.6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有所下降
中美贸易摩擦对部分外向型外资企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针对关税如何影响中美企业的调查表明，74.9%的公司受到负面影响，主要影响是减少了产品需求、提高了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2019年1—11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6.08万亿元，同比下降2.4%；进口额5.38万亿元，同比下降5.1%。
2020年我国利用外资形势展望
国际资本流动呈现新变化
2020年我国外资增长空间仍将受到国际投资格局变化的不利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贸易冲突对全球投资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周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政策调整。从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预测来看，2020年全球经济仍面临诸多不明朗因素，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多边贸易争端和英国脱欧前景不明，将增加全球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风险。受各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外国投资政策调整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增速、规则和政策都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因素的权重逐渐下降，全球产业转移动力不足，特别是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将放缓。
二是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