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上人均GDP1万美元台阶

主持人

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徐高中 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冯维江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站上人均GDP1万美元的台阶。让我们回顾这并不漫长的改革开放进程：在1986年之际，中国GDP才突破1万亿元，东亚危机前后中国的人均GDP还不足1000美元；进入21世纪的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2011年，人均GDP超越5000美元；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2019年，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鉴此，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应无悬念。从GDP总量看，1986年、2000年和2020年分别从万亿到10万亿再到百万亿元。从人均GDP看，从人均过千站上过万美元的台阶，中国花了20年。这是大国经济成长史上令人惊叹的奇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现在，并理性正视其未来机遇和挑战？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似乎以21世纪为分水岭：之前，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速表现较好；但新世纪至今，中国经济的上升似乎更为陡峭。两位如何评价这一转折？面对中国作为全球少有的GDP超过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以及自2012年起，经济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两位如何看待近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及其在全球万亿美元俱乐部中的表现？

冯维江：19世纪上半叶之前，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将人均GDP由1000美元提升至1万美元所用的时间要上百年。从麦迪逊长期经济增长数据来看：英国1600年左右人均GDP就接近1000美元，但直到1967年才超过1万美元；法国1820年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到1968年超过1万美元，用时大约148年；美国1820年人均GDP略多于法国，1951年后才稳定地超过1万美元，历时约131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批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国家，人均GDP由千至万美元所用的时间，则有较大幅度的缩短：日本由1892年至1971年，历时80年；韩国由1953年至1993年，历时41年。中国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追赶，将人均GDP由千至万美元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至30年左右：按麦迪逊数据匡算是1979年至2013年，历时35年；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则是1985至2011年，历时27年。这种加速，一是因为技术进步并叠加扩散效应的影响，二是因为后起者对趋于成熟的管理、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学习，少走了先行者的弯路。双重作用之下，经济的增长性和稳定性都有所提升。中国新世纪前后经济表现的差异也可作如是观。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方面，信息技术等带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接受度更高、运用更加娴熟（2001年加入WTO），使得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增长和稳定性等方面的绩效显著优化。表现在人均GDP上，1980年至2000年，人均GDP每年增加约150美元，而2001年至2019年提升至每年增加约750美元，大约是前一个阶段的5倍。

按照IMF的最新估算，2019年GDP上万亿美元的国家中，实际GDP增长率在5%以上的是中国、印度和印尼，且中国还略高于印度，是万亿俱乐部中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增长率在2%—5%的是美国、西班牙和韩国；其他均在2%以下。但近年来增速下降的趋势值得高度警惕。2019年与2012年相比，中国是万亿俱乐部中经济增速降幅较大的国家之一。除了墨西哥、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三个降幅超过2个百分点的国家之外，就属中国1.8个百分点的降幅最高。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来为结构转型和质量升级托稳定之底并提供回旋空间。

徐高：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相比危机前下降，但在全球万亿美元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名列前茅，但人均GDP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上升空间仍然很大。另一方面，中国高储蓄率带来了较快资本积累速度，高等教育人口的庞大规模与快速增长，也形成了技术劳动力的优势。这些因素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强的经济增长潜力。在追求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高质量”和“高速度”并不矛盾。

钟伟：人们常说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回顾1820、1920和2020三个时点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无疑经历着艰难而快速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目前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活力，较之排在第三的日本及其后的诸多传统欧洲强国要好得多；而中国经济无论从总量、人均和结构上，和美国仍有相当差距。两位如何看待百年变局中的中国经济？

徐高：182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总GDP的1/3。其后，随着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启，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滑落，占世界GDP的比重在1920年下滑至8%，并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进一步下降到不足3%的水平。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浴火重生，占世界GDP比重快速回升，预计到2020年能上升到接近20%的水平。

如此变局之所以会出现，关键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与“摸着石头过河”两条成功的经验。前者为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全社会形成了合力；后者则开启了找寻改革出路的系统性搜索工程，充分调动了民众的创造力。值此变局时刻，我们更要坚持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摒弃那些忽视乃至敌视GDP增长的错误观点。

冯维江：一方面，中国面临新时代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困难的挑战。但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活力，这些管理型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总量、人均和结构上与美国仍存在相当差距，如果美国利用这种差距，将其转化为规锁中国经济发展的效能，则中国经济将面临比较大的防御型安全问题。如果美国借助其现有优势，又利用中国转型中管理型安全问题带来的脆弱性向中国发难，中国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对中国经济来说，对内注重降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脆弱性，对外拓展开放经济合作网络以获得更大的战略自由度，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

钟伟：国内外舆论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失速，有颇多争议。增速是否合理既要看过去的高速增长期，也要看增长结构和质量，更要看经济潜在的增长率。目前欧日实际经济增速不高，且其潜在增长率通常也在1%以下；而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则呈L型。在两位看来，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变动趋势如何？又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轨迹？

冯维江：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潜在增长率并非只有阶梯式下行这一条路径，中间可能有起伏。例如，1950年代，英国实际GDP增长均值为3.2%，1960年代上升至3.4%；美国同样曾经由1950年代的4.2%上升至1960年代的4.5%。第二，中高速和中速阶段可以持续数十年时间。二战以来，英国10年均值3%以上的时期持续了20年后，2%—3%的时期则持续了30年；美国4%以上时期持续了20年后，3%—4%时期也持续了30年；韩国6%以上持续了50年后，5%时期持续了10年，3%以上又持续了10年。潜在增长率高低受到制度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能持续稳定，而围绕制度优化和技术进步的改革能顺利开展并产生实效，则劳动、资本等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时的产出空间可能扩大，因而不排除未来某个时期潜在增长率会小幅回升。总的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维持中速增长还是有较大可能实现的。

徐高：潜在增长率是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的速度，也即经济中各项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水平。潜在增长率无法被直接观测到。但如果经济长期运行在资源被充分利用的状况下，经济增速就会围绕潜在产出水平运动，因而就可以用观察到的经济增速的长期趋势来估计潜在增长率。

事实上，中国经济中资本积累的速度仍然很快，教育所带来的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的速率也很高。此外，中国获取国际专利的数量大（全球第二），增长也快，反映出了中国较高的技术进步速度。从这些有利因素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通过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来刺激需求，将经济增速稳定在较高水平。

钟伟：在人均GDP登上1万美元之际，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另外两个挑战，一个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以拉美国家为典型，经济增长到中等和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国家整体表现裹足不前；另一个广泛提及的例子是日本，过去2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都徘徊不前。“中等收入陷阱”和“日本病”对中国经济存在可比性吗？中国从中可得到哪些警示？

徐高：“中等收入陷阱”和“日本病”当然是中国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但中国完全有能力避开它们。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向上突破，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国内储蓄率太低，无法支撑其国内的投资。因此，这些国家只要投资率略微升高，就需要从国外借入储蓄，导致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逆差。而经常账户逆差持续下去，就会带来国际收支危机，打击其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这就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常被国际收支危机打断，而这是储蓄率很高的中国经济所不会碰到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比较低迷。对这种低迷的解释有资产负债表衰退、人口老龄化等不同理论。但不管哪个理论更为贴切，有两点结论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发生在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阶段。日本在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仍然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并一直将这种高增长维持到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第二，即使面临经济增长的停滞，宏观政策也不是束手无策。日本政府在次贷危机之后发出了“安倍三支箭”，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提升了经济增长水平。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认为中国经济在当前的收入水平上应该降速的的观点是得不到支持的；而为了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则是必要而有效的。

冯维江：“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主要的压力是在这一阶段会同时面临产业链高端来自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和产业链中低端来自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前者的主要挑战，是可能冲击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和新的增长点；后者的主要挑战是可能冲击中国的就业和基层稳定。对中国来说，在产业链高端的成功拓展和升级，可以为后续中低端产业向上延伸并创造较充分的就业提供更大空间。“日本病”给中国的启示，一是少子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人口和人才政策上应当保持弹性，并及时做出调整。二是有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节奏，特别要避免人为助长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经营和交易成本的上升。鉴此，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增加本土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

钟伟：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两位均指出，中国迈上人均GDP1万美元的台阶，虽令人欣喜，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大；中国的潜在增长仍能支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强调高质量发展和维持较快增速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两位都认为中国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珍惜高储蓄和做好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十分重要。中国两百年来的经济兴衰，更凸显了对内深化市场化改革、对外扩大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