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汇率政策协调的新范本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第五章为《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以下简称“汇率章节”）。该章节共十三条，分为总则、汇率惯例（即双方在汇率政策上做出的承诺）、透明度，以及执行机制（即双方分歧解决机制）四个部分。长期以来，汇率问题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难点问题。此次协议是双方首次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在共识、对等的基础上就此进行规范。这不是新版的“广场协议”，而是双方的共同义务，创造了大国汇率政策协调的新范本。
汇率问题没有超出之前中美达成的基本共识
人民币汇率问题长期受到美方的关注。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双方就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汇率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双方均多次强调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的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
2018年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晤，并重启中美经贸谈判。其中，汇率问题仍是磋商的一个重要内容，并较早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2019年年初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易纲行长介绍了两国就汇率问题达成的四点共识，即尊重各自的货币政策主权、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不搞竞争性贬值并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以及按照国际透明度标准披露数据等。只是2019年8月，节外生枝的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指控，才令此事又被纳入两国经贸磋商的议程。
汇率章节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文本的平衡性
2019年5月11日，刘鹤副总理在结束第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划出了中方的三条“红线”，表示双方的协议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中方三个必须得到解决的核心关切问题之一，就是“文本平衡性”。
在此次协议的“汇率章节”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充分展现。文中四个部分每一条款，都是指向“缔约一方”或者“缔约双方”，没有任何条款是单方面的权力或者义务。因此，“汇率章节”的内容通篇都是基于双方共识和共同义务，对于双方完全对等，并多次强调相互尊重，体现了平等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
恪守不竞争性贬值不会额外增加中方的
执行负担
避免竞争性贬值以及避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是“汇率章节”的核心内容。但这本就是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边框架下各国做出的承诺。
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因此，汇率政策天然具有外部性。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汇率政策，不仅对本国，对他国也会产生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货币战争、竞争性贬值的担忧。就此，作为危机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G20领导人峰会宣言多次强调各国应加强在汇率问题上的协调。如2016年G20杭州领导人峰会宣言，就写入了“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金融稳定。我们的有关部门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而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在恪守这项承诺方面，与G20任何经济体相比，都不遑多让。
同时，这也是IMF成员国需要遵守的一般义务。IMF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汲取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货币战盛行、世界经济大萧条加剧的教训，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IMF协定中明确规定，成员国应“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上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建立了“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行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是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目前，IMF近一半成员实行不同形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安排，另外一半则实行完全固定或者完全浮动的汇率安排。
自1994年年初汇率并轨以来，我国采取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断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最近，IMF在结束与中国进行的2019年年度第四条款的磋商后更是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与中期经济基本面相符，既没有明显高估，也没有明显低估。
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本我所愿也
“汇率章节”在总则部分提出：彼此应尊重对方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双方认识到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在可行情况下能够起到吸收冲击的作用；双方共同的目标，是奉行增强经济基本面，提升透明度并避免不可持续的外部失衡的政策。在汇率惯例部分则提出：双方将实现并维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双方应避免大规模、持续的、单边的外汇干预，进行竞争性贬值或者锚定特定汇率水平。
前述共识符合我国一直主张的大国货币政策应该国内优先，以国内经济为主来考虑货币政策，即关注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控制住金融风险。
至于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本身也符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