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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收支视角看跨境旅行收支

来源:《中国外汇》2020年第5期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和自然人流动显著增强,技术变革、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更多的便利化措施,推动了全球旅游行业的迅速发展。根据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统计,2018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增加了6%,达到14亿人次,增速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境游客源国,旅行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最大的交易项目,因此跨国旅游发展带来的旅行收支波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旅行收支的变化特征

从我国旅行收支的长期发展状况看,主要呈以下特征:一是持续逆差但逆差规模出现收敛趋势。2014年至2019年3月,全国旅行收入总规模和支出总规模分别占旅行收支总规模的2.98%和97.02%,支出规模远远高于收入规模。从趋势看,2014年至2016年,全国旅行收支逆差逐步扩大;2017年起,逆差开始收窄。二是旅行收支逆差规模变化主要受个人项下逆差波动的影响。旅行项下总逆差和个人旅行项下的变动几乎同步,说明个人收支对总体逆差格局变化起主要作用。数据变化特征显示,个人项下逆差波动幅度和旅行总逆差存在明显正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636。2017年7月以来,随着个人收支逆差波动幅度收窄,逆差也相应收窄。

旅行支出和汇率变动的互动特点表明,2017年以来,我国旅行支出的实需性明显增强,旅行支出趋于理性。旅行支出的周期项(根据ARMIA模型,剔除长期趋势因素、季节变动因素及干扰因素后的时间序列,提取时间序列周期性特征的时间序列变化项)和人民币月平均中间价之间的变化关系显示,2014年至2015年8月期间,我国旅行支出周期项变化和汇率变动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出现明显的顺周期特点,即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跌,旅行支出规模相应增长(旅行支出平均增长率为9.09%,二者相关系数为0.7935);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二者开始呈负相关(剔除波动冲击后,两者相关系数为-0.7195),当人民币汇率下行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跟风支出,反而在人民币汇率上行时,支出规模相应增加。这说明,2017年以来在外汇管理政策的正确宣传引导下,逐步形成了稳定、理性的社会预期。

从剔除季节及干扰性因素后的旅行收入时间序列可以看出,收入呈长期平稳增长。其平稳特点与我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契合,旅行收入周期较为稳定。而旅行支出时间序列显示,2014年以来,支出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且季节周期出现变动,由多峰向双峰转变,支出集中在每年1月和7月的留学或出游旺季。这一方面说明,旅行支出与留学支出在季节变动方面的关联度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预期稳定的情况下,非旅游(留学)季的支付集中度开始下降,支出和需求的吻合程度提高。

从旅行收支的交易结构看,主要集中在其他私人旅行和留学及教育相关旅行(一年以上)两方面。2014年以来,上述两项的跨境交易占全部旅行跨境交易的92.48%,且占比较为稳定。其他三项收支,虽然占比也有缓慢增长,但是旅行收支交易结构没有出现转变。

旅行支出的国家(地区)构成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的旅行支出和上述国家的留学支出密切相关。2018年开始,我国对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旅行支出占比下降明显。从对支出结构的分析看,上述三国的留学支出和非留学支出同步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自2017年年末起,上述三国留学签证有所收紧。二是旅行支出与地缘经济、文化习俗相关度较高。近年来受地理位置较近、社会安全系数较高、饮食文化与中国差异较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赴日旅游不断升温,加上欧洲等国的社会不稳定也挤压了部分游客转至日本等周边国家旅游,导致我国对日本的旅行支出持续增长。三是旅行支出和政治事件紧密关联。例如受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赴韩旅行2017年后大幅下降。据韩国统计,2017年五一假期,中国游客与上年同期相比骤降82%。

旅行项下的线上线下支付变化有趋同特征。按机构主体对旅行收支进行的分类,以具备跨境支付资格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支出为线上支付,余下部分为线下支付。线上支付通过支付机构及银联渠道,其内容主要包括网络购物、旅行机票酒店的预定,以及留学。由于人民银行、外汇局对线上支付所涉及的商户管理和交易审核要求不断加强,其基本上反映了主体的真实消费需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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