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会发生根本逆转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一直伴随着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使得这种思潮开始变为行动，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使全球化面临更加现实的挑战。笔者认为，对于过去30年全球化的高速发展的确需要进行反思和总结；但从历史和长期看，全球化不会因为个人的偏好或外生冲击而发生根本的逆转，更理性、更平衡、更适度的全球化才应该是未来的常态。

全球化的含义和特点

作为一种在国家之间分享思想和资源的方式，全球化的发展受到经济互补性和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驱动受到三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是需要技术发展提供交流的便利，以便保证全球化的收益大于全球化的成本；其二是这些交流能够带来的潜在收益及其分配要以各方的相对优势为前提；其三则是交流意愿，而这又受到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

测度全球化指标一般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移民与人员交流、知识交流与扩散以及规则和制度的变迁。已有研究表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来源于贸易扩张；但贸易扩张的收益不仅取决于开放和收入水平，基础设施的影响也非常大，而国家大小的影响却不显著；制度安排不合理或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卷入全球化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全球化在短期可能受到开放的冲击，但长期看，经济全球化对增长的影响为正，社会全球化的影响为负；制度全球化的影响也为负，但不显著。

从历史的视角看，如果我们将丝绸之路和大航海时代看成是全球化的最初探索，那么伴随着工业革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市场的形成应该是全球化的第二波，而冷战结束以后的本轮全球化虽然时间最短，但是发展最快，变化最深刻。

不论是从逻辑还是从历史看，全球化首先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上的，表现为跨境贸易与投资。尽管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曾经在历史上引发贸易和平论的猜想，但是经济联系的强化也加大了博弈和冲突的可能性。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产业内贸易或产品内贸易使得各国之间的依存程度和依存性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价值链贸易和投资将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也在增强。因此，在全球经济面临当前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不是处于全球化和价值链中的哪个国家率先启动投资或扩大贸易就可以占得先机，即使受影响不大的国家也不能沾沾自喜。

全球化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

在如何看待全球化未来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下应对特殊情况采取的特殊方法，不能代表常态化的状态。因为历史地看，经济规律才是决策的正常原则，而全球化发展正是生产力发展向国际化演进的必然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某些国家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意愿，甚至政府的意愿可能影响一时，但不会长久。由于常常放大眼前的困难而忽略历史的趋势，在短期内，国民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超越对经济利益的关注；但从长期看，除了出现极端的对立状况，通过全球化竞争，在全球化中提升科技和经济实力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会是封闭的。那么未来全球化又会怎样发展呢？

短期看，全球化面临收缩。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本来就将进入下行周期，各国经济都面临转型的痛苦，以及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的背景，再叠加疫情冲击，以前累积的各种问题正在逐渐显性化。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已经把全球化的脆弱性和安全性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相关国家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们在疫情过后很可能将做出一定的调整，重新布局或弥补或完善其产业链和供应链。再加上由于某些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倾向以及面对疫情冲击的情绪化态度，会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政策，甚至其中的一些政策将落实到行动中，使得挑战不断出现。各种逆全球化的压力可能逐渐强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受到拖累。

中期看，全球化将经历调整。在经历上述逆全球化的痛苦和反思后，应该进入所谓重置全球化的阶段，主要是针对全球化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入调整期。这不仅包括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也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些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全球化形势和要求，建立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和秩序。在前期逆全球化中得到强化的区域一体化，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长期看，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不会变。通过各国的政策调整、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新的全球化会在此基础上再度起航。

总之，从全球化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看，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大方向不会变。政治因素的冲击是短期的，经济规律才是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因素。

中国要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

在全球化原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就像是一种催化剂，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脆弱环节的重组。由于中国在当前全球化和价值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短期的逆全球化趋势都将给面临转型压力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小觑的影响。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不仅在总量上达到了举世瞩目的规模，在质量上也开始面临转型。早在2014年中国就开始强调三期叠加的挑战。其中结构调整不是转瞬就可以完成的，为了推进结构调整而腾笼换鸟的努力已经延续了十多年。这种压力还源于不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因为如果产业得不到升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加之伴随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刘易斯拐点，都会使单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经济发展路径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早在此次疫情出现之前，很多外资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国内企业，已经因为劳动成本的上升开始或正在考虑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趋势；而疫情的冲击无疑使得这种本来基于商业化的考虑又加入了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诱导，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不过，中国依然具有吸引外资的优势。追求低廉的劳动力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唯一动因，因为单纯劳动力的低廉并不是竞争力的充分体现，低廉必须与一定的劳动力素质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世界上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但能满足一定素质要求的则不多，更何况东道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的条件。如果东道国本身就有足够庞大的本土市场需求，则是最好的；因为，接近本土市场的内部化动机是FDI理论最基本的关注点。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素质高，基础设施完备和本土市场庞大）的FDI东道国，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当然，如果东道国本身还具备比较完整的产业链，FDI有足够的零部件采购余地，供货效率高，并且有极强的价格竞争力则更好。如果把这些条件统统考虑进来，那么能够与中国媲美的FDI东道国在全球就屈指可数了。

即使退一步说，从供应链的稳定与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方面考虑，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和疫情之后，不少发达国家的FDI会准备撤出中国，但不同的外资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最有可能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应该恰恰就是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即将迁出的那些企业。而真正能够像特朗普所希望的那样迁回美国，助力美国再工业化的部门，可能只是少数高科技和生产高端产品的企业。这些部门在全球面临的市场竞争不激烈，可替代性不高，利润空间较大，能够承受美国国内的高生产成本；但对于那些附加值较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利润空间不高，中国本土市场需求又大，且没有军民两用意义，美国也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难以转移到美国本土。虽然这类企业可能会分散到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印度和拉美，但是留在中国恐怕依然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毕竟迁出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美国政府最多能提供的政策就是税收上的优惠，不足以全部覆盖迁移成本，而且完全撤出中国在短期内也是很难完成的。

我们不能轻视面临的挑战。应该看到，虽然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经济结构上是互补的，但是两国的科技实力与核心产业竞争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受益机制却是不同的，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由于美国占据高端，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相对低一些。从过去40多年的历程看，中国在过去是，在未来还将在较大程度上要依靠对外开放，特别是要通过向发达国家的学习和交流来实现技术进步，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从对待中兴和大飞机发动机的销售上就可以看出来），但已经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先是贸易摩擦，然后是科技交流，甚至人员往来）都在明显地针对中国增加了障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走向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重视，既要坚持全球化，又要在全球化中坚持自主创新，同时还要利用好自己本土市场优势，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