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化治理体系的反思与改进

一般而言，经济全球化主要有五大基本动力：跨国公司、政府、消费者、国际资本和技术。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拓新的市场，降低整体税收负担；各国政府通过政府间协议明确权利义务，保障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吸引跨国公司改善营商环境；消费者追求更好的商品或服务体验，在可能的范围内选购心仪商品，跨国旅游和留学活动频繁；国际资本追求更高收益和更低风险，对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产生巨大的杠杆效应；技术进步不断降低跨国经贸活动的成本，使得国际分工合作可能性增加。

在五种力量的综合推动下，全球化治理体系逐步形成并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所接受。联合国为各国协调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搭建舞台，安全理事会则成为以军事行动、经济制裁等授权强力实现成员国共同价值的机制。世界银行侧重于帮助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保护弱势群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金融资源推动各国改善财政纪律，以改革促发展。从金本位制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各种货币与美元的挂钩，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发展，不仅加速了货币跨境使用和流动，而且使得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演化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则从国际贸易领域平衡各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确定的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减少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当前的全球化治理体系是由发达经济体所发起建立的，采用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配合的“中心-外围”基本模式。相对明确的合作规则、发达经济体做出的对发展中经济体共同但有区别的承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规则塑造能力较弱时希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意愿，是当前全球化规则能够吸引发展水平、理念差异巨大的各经济体积极参与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全球化治理体系确实也存在一些缺陷，且这些缺陷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无法被人们所忽视。此次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对全球化治理体系的反思，促使各方加快为全球化的改进提供更好的保障。

当前全球化治理体系存在的缺陷

一是原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已不能适应各类经济体实力对比的明显改变。发展中经济体受益于全球化，不仅使自身的经济体量快速扩大，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明显缩小，而且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上甚至有所赶超。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快速兴起，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促使国家间的分工配合格局发生了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努力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进口能力和消费需求持续增强。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跨国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量的52%。对外投资额的国别排名持续调整，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愈发积极。而发达经济体本身的发展动力则出现明显改变，劳动密集型和环境不友好型产业逐渐转移出境，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弱。“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式逐渐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格局演变，原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已不能满足经济实力关系的变化。

二是传统规则无法适应技术发展与经贸模式创新的要求。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当前全球化治理体系安排中较为系统和明确的领域，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做太多改进。《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是WTO成立20余年来唯一达成的多边协议。许多规则伴随技术发展和经贸模式创新而逐渐成为经贸合作的束缚，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变得更为突出。《服务贸易总协定》是WTO的创举，以具体、可落实的方式规定了各方的开放义务，事实上起到了塑造各方服务贸易管理体系、发展模式的作用。但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已延续20多年，早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技术创新使得更多的服务贸易变为可能。对于这些新领域的服务贸易开放既缺乏承诺依据，也难以达成共识。贸易争端的范围越来越广，其延伸范围也早已超出了贸易领域。对于争端如何界定、如何评判，是否应该在WTO框架下解决此类问题，都变得日益复杂。即便WTO上诉机构做出裁决，也可能因为缺乏具体的依据而使得结果难被认可和执行，反过来会减弱WTO的权威性。

三是美国意图以单边主义强势改变全球化的国际规则体系。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以国内法为依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撤回国际承诺，施压他国做出让步。美国以“退群”或停止提供资金等方式要挟其他国家按照其意图重新确定权利与义务关系，包括以加征关税为要挟重新谈判美韩自贸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日、中商签贸易协定等。WTO允许成员间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关税，也鼓励各成员自行降低关税，但成员间采取单纯施压而非全面商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与WTO的成员国享有平等权利的理念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