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 金融开放衔枚疾进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东亚疫情和欧洲疫情已基本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已经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了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在此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中国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会产生哪些影响，是否会带来金融风险，又将如何演变？
主持人
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温彬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了忧虑，而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则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温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陷入“锁闭”状态，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明显冲击，逆全球化倾向较为明显。我认为，一方面，“去中国化”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的分工协作，有利于发挥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从而降低全球生产和交易成本。任何经济体都不能脱离全球经济而独善其身，逆全球化只是一股逆流。另一方面，“去中国化”在短期很难完成。中国已建成完备的工业体系，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2018年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11.8%，高于美国0.9个百分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并非可一蹴而就。
同时，我们也必须慎重对待：要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巩固自身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稳定全球市场份额。
徐奇渊：我认为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三种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钟伟：在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中，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曾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这两次危机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都有临时性的制度安排。而此次在“美元荒”被渲染和美元指数急剧上升的背景下，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均保持了在波动中稳健的态势，同时也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强化了对冲疫情的资本管制措施。两位如何评价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从受关注到被“遗忘”的戏剧性变化？
温彬：今年3月以来，疫情在海外加速传播，恐慌情绪加剧一度导致美元指数快速升破100。在其他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有所下跌但跌幅有限，而兑一篮子货币则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人民币汇率出现这种从受关注到被“遗忘”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近年来，从“8·11”汇改到确定“收盘价+一篮子货币”的中间价报价机制，又到一篮子货币扩容、权重优化，再到新增“逆周期调节因子”，这些改革举措使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有助于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双向波动。
二是我国具有较为充裕的外汇储备，对于调节汇率、稳定币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疫情防控趋势向好，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形成了有力支撑。随着国内复工复产逐渐完全恢复，经济出现积极改善，信心逐渐增强，相信下阶段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区间保持双向波动。
徐奇渊：与1998年和2008年两个时期相比，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几年以来的弹性显著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成熟。另外，以下原因也支撑了人民币汇率：第一，我国服务贸易项目的逆差预估将有大幅缩减。过去多年，我国服务贸易的旅游项目逆差一直在2000亿美元以上。疫情冲击下，服务贸易项的逆差将大幅收缩。第二，一季度末以来，中国率先复工复产，其他国家生产则仍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其中一些疫情重灾区国家需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医护用品、基本生活用品等。第三，由于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同时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对空间在明显上升，因此，资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