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内循环”的关键抓手

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从哲学上来说，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刻画最形象不过。但如何理解“内循环”是主要矛盾的定位，如何促进“双循环”有机耦合的生成，却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文将从三个视角探讨我国经济促进“内循环”之策，并分析构建“双循环”的关键节点，旨在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是促进“内循环”的逻辑起点

理论上，居民有足够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才有广阔的市场，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充分有效地得到动员，企业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现实和更上一层楼的理想驱使下扩展投资、升级技术；而企业能在“有进有出、能进能出”的市场竞争下实现优胜劣汰，促使有效率、有前瞻性和有担当的企业持续涌现，才能提供最广泛、最多元的就业机会和形态，从而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由此就可形成一个“消费-投资-就业-消费”的螺旋式良性循环。

要实现上述消费引领型的中国经济，并不在于数据层面上消费占比的提升，或是消费增长的提速。其最终落脚点应在消费对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上，体现为一国产业结构应围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来布局，而不是出口导向或投资引领。

历史上，韩国和美国都有一个消费对产业带动作用增强的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处于一个储蓄率快速提升、依靠投资实现经济赶超的阶段。当时消费增长明显慢于制造业产能的扩张，二者并无明显的关联性。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储蓄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消费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表现为消费增长与制造业产能扩张相匹配，且消费增长呈现出一定的领先性。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从1970年开始就稳定在80%以上，但美国消费主导型经济也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产能出清和经济转型后才得以成型。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在70年代曾引发了三轮大的“滞胀”，直到80年代里根任期，推行供给革命，才实现了过剩产能的出清。90年代后，消费对于美国工业产能扩张的领先带动作用才逐渐强化。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影响下，我国正在加速走进这样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靠出口和投资主导，奠定了“中国奇迹”的基石，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19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多数时候均高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呈现出明显的投资先行特征。而目前，全球供应链追求“韧性”而非仅仅“效率”的倾向，在我国产能出清和技术变迁过程中企业持续面临的调整压力，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增加和投资回报下行的叠加，以及我国宏观杠杆率在高位上的波动，都令我国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简言之，下一步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最大的依靠就是国内消费潜力的挖掘。而要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突破性进展。

增加企业投资空间和意愿是促进“内循环”的关键载体

如前所述，企业在消费引领型的内循环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枢”角色：既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响应者，又是市场就业的“蓄水池”。笔者之所以认可“保民生就是保就业，保就业的关键在于保市场主体”这一观点，也是基于这一考量。

抽丝剥茧地分析就会发现，最关键的中枢就是制造业投资（或者民间投资）。一方面，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具有一些政策属性，受政府逆周期调控诉求的影响很大。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很高的制造业投资，则更具有内生性特征，除了跟经济周期有关，还与我国的经济转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冲击下，制造业投资回报恶化最快、受创最重，而在制造业中超过八成是民营企业。因此，如何夯实企业家信心，稳定民间投资，是未来制造业投资能不能企稳和修复的关键。

在疫情暴发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比国企和股份制企业要快；而在受到疫情冲击后，民企利润下滑幅度要比国企慢。简单地说，民营企业利润增长的表现要优于非民企。这可以以下从两组数据中得到佐证：一组数据是工业增加值中的出口交货值增速，民营企业出口表现要优于国有企业；另一组数据则表明，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反弹比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反弹更快。可见，民企在出口和工业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企比国企有更强的追逐利润的动力以及更强的求生欲望，所以它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大程度上复工复产，维持较高的产量。

再看投资回报。历史上国企和民企投资回报的比较显示，民企的投资回报要比国企更好。但有段时间是例外，那就是2013—2015年。其时正值严重的产能过剩时期，行业洗牌对民营企业带来巨大冲击，民企的投资回报一路下跌至国企之下。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对国企的投资回报冲击很大，国企的投资回报开始明显下跌；而在这个时候，民企的投资回报则相对稳定，并重新开始超过国企。由此可见，在市场（政策）冲击下，民企调整速度比国有企业更快。它们最先受到冲击，但也能最先在冲击之下稳定下来。从2017年三季度之后，国企的投资回报又开始超过了民企投资回报，可以说又偏离了此前的常态。

2019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尼古拉斯-拉迪写过一本书，非常看好我国经济的前景。他的理由是，民企大部分时间要比国企表现更好；如果我国的国企改革在市场准入方面能进一步推进，让民企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那么整个经济的投资回报和增长潜力都会起来。在拉迪看来，我国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之后，国企投资回报的快速窜升，只是一个短期扰动；而扰动过后，民企投资回报更胜一筹的常态还会回归。事实上，让资源在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也应是我国经济“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按照上述分析，我国企业投资方面仍有很多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

做大做强都市圈是促进“内循环”的关键一役

除了上述企业投资层面还有很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还有一个空间，具体而言即地理区位层面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不可小觑，其甚至会成为我国在构建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系统中可以依赖的为数不多的新经济增长点之一。这就是都市圈的发展及其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机遇。

事实上，从去年政府“不将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