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具有形成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基础条件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重点话题。笔者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国民经济大循环，不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与其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也与其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关。从当前的国际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政治纷争和全球政经格局大逆转，使得外循环模式备受挑战。从我国自身的发展阶段看，受要素成本上升、改革红利衰减、周边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目前正处于阶段更替、结构转变和动力切换的关键期。内外大环境要求我国经济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将为形成国内大循环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人均GDP已迈过1万美元大关，国内市场已进入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并重的新阶段

大循环模式与市场终端需求密切相关，终端需求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当一个经济体发展水平很低时，即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较高，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此时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实施出口导向型，尤其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外循环”模式。比如二战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我国，都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实践的成功典范。反之，如果在此阶段过早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陷阱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GDP总量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扩大内需则水到渠成。这时客观上就要求发展模式从外循环模式逐渐向内外双循环发展模式转变。

实际上，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面对外需不振、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跌和企业困难加大的压力，我国就曾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特别是通过开启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国有企业等多项重大改革来扩大内需。在这些改革举措和政策的推动下，以住房、汽车为代表的消费需求和以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需求蓬勃发展，国内市场“双轮驱动”迅速扩大，开启了我国经济新一轮景气周期，一直延续到2007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1998年后，扩大内需就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以出口拉动的外循环和以投资、消费双拉动的内循环并存的局面，开始逐步形成。随着经济迈上新台阶（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我国的市场规模空前扩大，投资提质增效和消费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著上升。这些都为新时期我国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内外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经济正在从以投资、出口和工业为主导向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转变

制度变迁、全球经济繁荣和低要素成本优势这三个关键力量，推动了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呈现为“投资-出口”双拉动的外循环特征。2008年后，世界经济复苏曲折漫长，全球贸易陷入低迷，我国出口增速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