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2008年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最近几年更是愈演愈烈。我国外部环境的巨变，是提出“双循环”这一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也让“双循环”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双循环”下宏观调控要考虑的因素

要预判“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需要了解以往时期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它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打开了全球市场，使我国经济加速崛起。拿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业为例，200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只有5.9%，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而从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到2010年的短短9年里，我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二是融入世界市场，为我国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和动力。众所周知，创新活动高风险、高回报。而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就越容易积累创新所需的资金，也更有动力去创新，以提高市场份额。全球市场的打开，以及进口产品和技术、代工等因素，加快了我国创新步伐。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提高到2018年的第18名。

第二，需要了解建立“双循环”格局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波动及应对思路。对比外循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推动内循环，至少应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而这一增长模式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而另一方面，由于逆全球化短期难以扭转，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大概率会趋势性回落。内外两股力量的综合作用，可能会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客观看待这一事实，无论对决策层制定宏观政策还是市场把握政策趋势，都很关键。如果违背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事实，意图通过大规模刺激来托底经济，结果会得不偿失。

第三，需要考虑宏观调控该如何进行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在今年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做出的权威和科学的定调。这次会议也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既然很多问题是长期的，是长期风险的积聚，那么，靠“走老路”来实现经济增长则并非理性选择。宏观调控跨周期，就意味着各类政策目标，如防风险、推动科技创新等长期目标的权重，可能会变得更高。但是如果回到刺激房地产和依靠地方债务发展经济的“老路”上，则是短视的，不宜对此抱有期待。

笔者认为，在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自然会浮出水面，包括货币和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

货币和信贷政策：围绕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提供适宜的货币和信用环境

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

高房价对内需，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此外，长期高房价还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因此，在构建国内大循环过程中，房地产调控出现全局性放松的概率较低，“房住不炒”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

金融条件是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因素。信用宽松、房贷利率下行时，房地产销售一般都不错。例如，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量、房贷利率这两个指标，和3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都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有效配合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实行差异化的房贷利率，在满足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同时，遏制投资和投机性购房需求。二是在首付环节，严格限制消费贷等短期贷款资金违规用作首付。三是严格规范开发商的融资，尤其是在拿地环节，股权、开发贷、非标、ABS、海外发债等融资方式，也都需合法合规。

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能力

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上都是如此。创新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相匹配。未来要提高创新活力，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

一是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也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最直接的激励。近年来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破，比如科创板设置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都让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可以登陆资本市场。此外还需要维持一定的估值，很多高科技企业推行了员工持股，一旦上市将为员工带来丰厚的资本回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能把员工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但对造假、骗补、圈钱等行为，一定得零容忍。

二是要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