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十年

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但其实很多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形成，只是疫情之后有所加速，比如中美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经济步入减速期等。而疫情暴发则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相当于在经济运行的机器上撒了很大一把沙子，经济发展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认为，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8年是市场化时代，制度、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市场化，释放了巨大的活力，催生了“84派”和“92派”两代企业家群体；1999—2008年是工业化时代，主要得益于劳动力、全球化、城镇化、互联网四大红利，中国成为全球的劳动力支柱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9—2018年是经济繁荣但杠杆攀升的十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部门杠杆率显著攀升。201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应把握好新时代的基本面形势和产业机遇。

关于新时代，也就是未来十年，笔者有三大基本判断：其一，初步市场化基本完成。制度、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化红利逐渐消退，因此，改革还需要深化，进一步释放红利。这也是未来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其二，房地产存量盘整。总体上，未来10—20年，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主要是靠刚需+改善性需求；同时，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政策面的影响依然很大。未来房价还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可能出现大幅下跌，中国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但像过去十年那样的高速增长也不大可能出现。其三，地方政府基建压力很大，政府融资明显规范。过去几年，各地引进了不少PPP和政府引导基金，规模一度高达数十万亿元；但歪门被堵住后，正门开得并不大，政府专项债虽然在明显扩容，但也只有几万亿元，和之前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从产业角度看，笔者认为，过度金融化在新时代已宣告终结。未来十年，随着金融监管趋严，从粗放走向规范，新的产业机会将来自于供给侧实质性的改进和需求侧边际的增长，主要存在以下六大机遇：

第一，突破供给管制。当前中国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需求非常旺盛，但供给相对不足。对于这些领域，应进行供给改革。

第二，提高供给效率。苹果、特斯拉等明星企业，都是通过创新来提高供给效率。我们的制造业企业，应该更加鼓励其研发团队“胡思乱想”，推动技术创新，以实现制造业升级。企业家要有这种社会责任，要为推动人类历史进步贡献更大的力量。

第三，产业集中，淘汰落后的供给。产业集中之后，将出现“强者恒强”。例如在家电等传统产业上，美的、格力都是受益者。随着产业集中度实际上的进一步提高，这些企业的市值进一步扩大。

第四，创造新的需求。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商业生态。过去这些年，无论淘宝、微信还是共享经济的崛起，都属于被创造出来的新的需求。其特点是迭代很快，波动性很大，各领风骚几年。因此，我们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关注技术。如果没有对技术的超前研究，而仅仅立足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企业的传承到儿子那一代，生命力就损耗得差不多了。因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即“1.0版本”的问题解决之后，“2.0版本”必须要解决技术储备的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对最前沿技术的关注、研发和投入，是无法走远的。

第五，老龄化带来的红利。当前，高端养老的现实商业模式已经较为清晰，但能否盈利还处于探索之中。不主张一股脑地涌入到这个行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养老的确是一个庞大的需求，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房地产存量的机会。例如租赁市场的需求仍然很大，中国的新中产阶层最低也有2亿人左右，这是非常庞大的规模。

总体上，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点上，对于企业而言，其实方向是清楚的，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企业经营的方向和投资的方向。在企业的具体经营过程当中，在战略战术的选择上，要学会把握大势、规避风险，敏锐地抓住机会，保持客观、冷静的判断能力。

作者系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