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循序渐进推动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

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加速演进。我国则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开始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谋篇布局。党中央在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进行战略部署和科学决策，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对动荡与变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通过向内发力与向外开放相结合，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就要求我国现代金融体系与之全方位适配，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

推动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服务我国实体经济优化升级。资本项目开放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将支持我国企业打破束缚，更好地利用境内外金融资源，满足融资、投资、风投等多元化需求，推动技术创新与生产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境外机构与资金也将更加便利地进入我国市场，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补齐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的短板，充分发挥参与者与建设者的双重价值。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研究完善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和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制度，以利于拓展股权直接投资双向渠道，破除投资模式阻碍，支持“双循环”顺畅、高效地运行。

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将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有利于增强境内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完善金融制度、提升金融市场效能。同时，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还可以为国内金融稳定提供保障。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巨幅震荡。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脚步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实现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新规落地，推出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点燃了外资投资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热情。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证券组合资产的外资净流入规模达1558.3亿美元，成为新兴市场中的亮点，对我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和金融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有助于我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体制机制，进而对接并参与世界贸易、投资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与规则制定。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进一步增强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也将进一步促进境内外主体的交流合作，不仅有助于服务经济金融往来，也将为公共卫生、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人文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高效、便利的金融联通渠道，进而形成思想互鉴、文明交融、和谐共赢的国际交往局面。

过去30年，我国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七大类40个子项的测度标准，我国目前已有37项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放，实际开放程度高达70%。而且，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顺应了我国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成熟度和实体经济的需求，有效提升了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推动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需关注的重点

未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将步入攻坚期，可能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一是机制变革将走进深水区。当前，我国直接投资项目已基本开放，证券投资项目也达到较高的开放水平；下一步，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将触及少数不可兑换项目，这有赖于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度改革和发展。二是大国货币博弈将更加激烈。人民币国际化启航11年，已告别政策驱动与爆发式增长，在国际货币竞争与市场自主抉择中波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