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企业避险管理之道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有升有贬。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偏弱；但自6月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止跌回升、震荡上行。在多位市场人士看来，本轮人民币升值具有坚实的基础——我国经济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复苏、中美利差拉大，以及美元指数走弱，成为推动人民币汇率走势上扬的重要因素。
202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宽幅波动给涉外企业汇率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也使不同类型、不同管理风格的企业现出“真身”。从《中国外汇》调研获得的反馈看，当前不同的汇率避险主体面临着不同的汇率管理境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有一定分化：越早树立风险中性理念、组建专业避险团队的企业，在应对汇率波动方面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就会在今年有升有贬的市场环境中感受到汇率波动之“痛”。究其原因，既有企业主体在汇率风险管理理念上的认知差异，也有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上的差异。
人民币汇率波动 企业避险临考
“当前，出口企业汇率避险情绪较为强烈，多数企业正在签订明年出口订单，都将汇率风险防范纳入合同谈判中。”中信银行合肥分行国际业务部专家袁田军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从事银行国际业务十余年，所接触的都是安徽省各大进出口企业。据其观察，面对此轮人民币快速升值行情，进出口企业的表现有所分化。2020年6月初，人民币处于快速升值初期，多数出口企业处于观望状态，对市场波动的反应不够迅速，主要是内心对人民币汇率仍抱有均值回归的想法。与出口企业不同，进口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初期就触发了较为明显的避险情绪，在人民币汇率升至6.9、6.8左右时，就有很多进口企业着手锁汇避险；但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进口企业锁汇动力反而有所减弱。
而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则感受到市场之“痛”。浙江某工艺品出口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李阳（化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道：“在这一轮人民币升值行情中，企业在升值初期进行了锁汇，但现在已经停止了。主要是老板认为目前没有锁汇的必要，这个时间与其锁汇，还不如选择敞口暴露。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我们就准备过一段时间再结汇，因为企业目前运营情况还可以，没有紧急结汇以补充现金流的需求。”据了解，该企业2019年营业收入达上亿元人民币，美国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而公司在此轮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由于未能及时锁汇，蒙受了一定的汇兑损失。“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汇率避险主要依赖于公司老板的决策。老板关注这个风险，就会安排人员去盯；老板没有感受到这个风险，企业对外汇敞口就可能放任不管。”袁田军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外汇策略师王洋也感受到多数企业在此轮市场快速波动中的被动。王洋长年从事汇率避险咨询工作，为各类企业提供外汇避险方案。他认为，长期以来，多数涉外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盲区：一方面，企业主动运用金融工具对汇率风险敞口进行有效管理的比例较低，很多企业甚至从不进行任何金融避险；另一方面，即使是开展汇率套保业务的企业，很多也是从套利的角度进行风险操作，而不是从锁定风险的角度去套保。多数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呈现出短期、阶段性的特征，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应对体系，对相关避险产品的认识和使用也比较初级。对一些既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又可以大幅降低管理成本的金融衍生品的组合操作,更是敬而远之。
与多数中小型涉外企业在此轮汇率波动中的被动应对相比，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则在不断积累汇率避险操作经验、完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并在汇率风险管理中主动作为，在此次人民币汇率波动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在此次汇率波动中就表现得从容有序。“得益于集团在2018年以来建立的一套成熟、稳健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面对今年汇率的大开大合，集团汇率风险管理成熟、稳健，财务表现总体平稳。”中集集团金融风险管理部经理田龙在接受《中国外汇》采访时表示。中集集团旗下有多个业务板块，经过长年实践探索，不少业务板块的汇率风险管理建设已较为完备，能够严守财务中性原则，做好套期保值，在汇率波动中经受住了考验。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CMEC”）的主业是在境外开展海外工程承包业务（EPC）。该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承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们一直强调不以赌方向作为公司汇率管理的前提。公司汇率管理的目的就是在一定范围内锁定未来的外汇收入。这种锁定，是以保项目利润为中心、以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为准绳，而不是为了通过锁定外汇产品投机赚钱。”CMEC投融资总部资金处处长李鑫向本刊记者介绍到，“因为今年下半年美元贬值较多，公司所开展的远期结汇获益较多，目前未交割部分的公允价值也较大，有效对冲了汇率风险”。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钢集团”）也在近两年搭建起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据首钢集团国际业务部部长孙亚杰介绍，“首钢集团面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集团外币债券类，另一个是贸易项下的进出口业务类。经过多年汇率风险管理知识的累积与探索，2019年，首钢集团正式建立起汇率风险管理制度，构建起集团、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小组及业务部门的三级管理架构；在具体业务风险对冲操作方面，集团公司针对不同业务，采用分类、分级的不同策略来管理。2020年，公司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较好地管控了集团汇率风险”。
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 企业避险意识再加强
目前，企业汇率避险之所以出现较大的分化，一方面有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存在企业主体对于汇率风险本身认知的差异。2005年“7·21”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常年处于单边上升状态，因此，即使市场偶尔转向，企业也依然多数处于观望状态。袁田军认为，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企业已形成了确定性的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期；而在这种心理预期引导下，要么不进行避险操作，要么避险操作更多的是为了套利”。
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从那时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四次逼近7：第一次是2017年年初，汇率接近6.96，当时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较为强烈；接下来两次分别是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末，因中美贸易争端引发市场波动；2020年年初至5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美元流动性紧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一度偏弱。但在6月之后，受益于多方正面信息的支撑，人民币汇率一路上扬。
“‘8·11’汇改之后，汇率更富弹性，波幅逐年扩大。对企业而言，一方面要认识到，人民币作为一个日趋国际化的货币需要更富有弹性；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也要主动去适应汇率波动，不能把汇率波动当做是国家承担的事情，自己不用思考。”海云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章砚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道，“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不断推进，汇率的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大。”
2020年10月10日，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自10月12日起，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降至零；10月27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又发布消息称，部分报价行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将逐步淡出逆周期因子的使用，并表示“调整后的报价模型有利于提升报价行中间价报价的透明度、基准性和有效性，也是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中市场主体发挥作用的体现”。
对于上述两项政策工具的调整，市场反应热烈。章砚柏认为，“这两项工具的调整表明，当前的外汇市场走势较为理性，买卖双方比较均衡”；包括首钢集团外汇风控经理闫明在内的多位企业人士也认为，外汇风险保证金调整为零，可有效降低企业集团涉汇业务的避险成本，企业参与外汇风险管理的保值意愿将增强。而根据袁田军的分析，这两项政策工具的退出，也是希望人民币汇率更富有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企业能够进一步增加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另一方面也为未来通过市场手段更富弹性地调节国际收支、进出口走势预留了空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在《北大金融评论》中指出，在当前的语境下，汇率稳定的内涵不应是保持双边名义汇率的绝对稳定，而是应保障人民币内在价值的稳定。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政策的认知需要突破“超调恐惧”。对此，章砚柏也认为，“市场主体要主动思考应对汇率波动的方法，加快搭建相关避险制度和政策，摆脱过往的‘兜底’思维。”此外，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此前也撰文表示，有关部门的举措释放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信号，汇率政策和监管政策将进一步回归中性，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将继续深化，政府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会提高，以进一步便利企业汇率风险对冲和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的流出入。
伴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和能力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任何一家理性的企业都应加强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意识与管理水平。据王洋观察，当前外向型企业在认识上确实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识到汇率走势是不确定的，双边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