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建议》第五部分在阐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时进一步指出，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因此，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我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当前，我国经常项目已处于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未来，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助力以更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更高质量的国际收支平衡。

大国经济体一般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目前我国经济内循环程度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高

通过投入产出分析（为便于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比较，主要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制的各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测算，目前更新至2015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我国投入产出表更新至2018年）可以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国际收支状况的联系。从投入产出的需求端看，各行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为总产出。总产出的一部分在国内循环，满足国内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即中间使用），或者满足国内消费等最终使用；还有一部分出口到国际市场，满足国外需求。而后者占总产出的比重，则可以看作国内生产进入国际循环的程度，也就是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反映的是外需的拉动作用。供给端可以从两个环节进行分析：一是生产环节。在各行业生产所需的货物和服务投入（即中间投入）中，有来自国内的产品也有来自国外的，而来自国外进口的比重可以衡量国内生产投入来自国际循环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环节对国外供给的依赖程度。二是消费等最终使用环节。国内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中使用的既有国产品也有进口品，进口产品所占比重可以衡量消费等最终使用环节对国外供给的依赖程度。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则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主要影响渠道。

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当前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生产活动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测算，2015年，美国、中国和日本总产出中出口的比重分别为6.6%、8.1%和8.9%，对外需的依赖程度都属于较低水平。相对而言，欧洲各国相互间的贸易联系紧密，出口在主要国家总产出中的比重较高，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分别为13.9%、15.3%和20.8%；亚洲“四小龙”中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上述比重分别为19.5%、21.5%和28.2%，新加坡则高达39.1%。这说明，小型经济体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较高。2015年，中国、美国、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等环节的进口产品比重分别为7.0%、8.1%和9.1%，对国外供给的依赖程度相对不高；同期，英国、法国、德国和韩国的上述比重均在15%左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比重超过20%甚至3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总产出中的出口比重为7.0%，国内生产和消费等环节的进口产品比重为6.7%。

从主要国家经验看，需求端和供给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调性是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

美国次贷危机前对国外供给的依赖程度上升较快，推动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历史高峰；危机后，由于内需增长动力不足使得逆差收窄。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与GDP之比达到-5.9%的高点，较1995年扩大4.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经济过度消费倾向突出，对国外产品的进口需求较高。1995年至2006年，美国总产出中出口的比重降低了0.6个百分点，生产和消费等环节的进口产品比重上升了1.4个百分点。从生产环节看，2006年炼焦和石油产品制造业消耗的进口产品比重提升至50.1%，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全球能源需求的急剧增加。从消费等最终使用环节看，对进口依赖上升较快的是纺织服装皮革产品和汽车，2006年进口比重分别达到60.2%和34.1%。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内需增长乏力，外需的拉动作用相对增加，2007年以来总产出中出口的比重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使得经常项目逆差收窄至-3%以内。

日本自本世纪以来，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出现阶段性由顺转逆，也是由于对国外供给的依赖程度上升较快。2011年起，日本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多年来首现逆差，并在2014年达到高点。2010年至2014年，日本总产出中出口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但生产和消费等使用的进口产品比重上升了2.9个百分点。从生产环节看，主要是能源进口上升：2014年，炼焦和石油产品制造业消耗的进口产品占69.9%，较2010年上升7.4个百分点。从消费等最终使用环节看，计算机和通讯电子产品的进口比重由2010年的18.8%升至2014年的36.9%；此外，电气设备的进口比重从12.9%升至23.5%，化学制品和医药品的进口比重从11.6%升至17.2%。2015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外需拉动作用略有增加，对国外供给的依赖程度略有回落，使其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重现小幅顺差。

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循环程度经历了由升到降的重大转变，经常项目随之经历顺差增加和趋向平衡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经常项目顺差较快上升。2006年，我国总产出中出口比重达到13.5%的历史高点，较1995年提升了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2006年时的美国（5.5%）和日本（8.1%）的相关比重；我国生产和消费等环节的进口产品比重也在2005年升至最高位（11.4%），较1995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美国的7.9%和日本的6.5%。上述数据表明，2005年和2006年以前，我国经济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均深度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并成为推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不断上升，2007年与GDP之比达到9.9%的历史高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开始逐步向以国内循环为主转变，经常项目趋于基本平衡。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市场持续壮大；另一方面，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市场需求陷入长期低迷。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我国在需求端更加趋向国内循环，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总体下降。2018年，我国总产出中出口的比重较2006年的高点下降了6.5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制造业逐步转型升级，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在满足国内需求中发挥了更大作用。2018年，国内生产和消费等环节的进口产品比重较2005年高点下降了4.7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从2007年的9.9%逐步降至最低1%以下。

未来我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更高质量的国际收支平衡

李克强总理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中强调，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刘鹤副总理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也指出，要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要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要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等。

因此，以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为重点，我国在促进关键领域供给端国内循环方面尚具有较大空间。以计算机和通讯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例，其全球协同生产的特征显著，在我国以及美、日、韩、中国台湾，都属于“两头在外”相对明显的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8年，我国该行业总产出中的出口比重为36.9%，而2005年前后则超过一半出口国外；而同年在生产环节消耗的进口产品比重为32.5%，较前些年也有所下降。但当前，该行业是我国存在“卡脖子”问题较严重的领域，未来需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内供给比重。此外，我国在汽车和飞机等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品及药品制造业、旅游及其相关的食宿行业、出版及电影制作等领域，都需要加大国内供给力度。当然，国内广阔的市场将会继续增加优质产品进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同时，货物和服务出口产品结构将逐步优化，国际市场仍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我国部分行业受人工、环保等成本上升的影响，外需拉动作用趋势性减弱，如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源消耗型制造业，近年来在总产出中的出口比重已明显下降，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降低。但这一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在一些主要领域不断改善供给体系质量，不仅可以降低对国外相关供给的依赖程度，还可以提升该领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高质量出口。

总的来看，作为已经向国内循环转变的大型经济体，未来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保持需求端和供给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均衡协调，以推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平衡发展、结构优化。这是我国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在中长期维持基本平衡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质量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