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国际金融监管展望

1720年，英国颁布《泡沫法》，标志着政府开始对现代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自那以后，全球金融监管历经了“自由→管制→再放松→重构管制”几轮周期。整体上看，全球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应对金融危机和修正发展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总需求和总供给均造成了巨大破坏，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格局。为了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各经济体均采取了在短期放松金融监管的措施。随着疫苗的大面积接种，预计2021年下半年后全球疫情将明显缓解。疫情过后，全球将面临治理机制重塑、超常规政策退出等问题，国际金融监管也将面临调整，包括疫情催生的新兴金融形式需要金融监管提供有效的配套措施，“无限量宽”政策的长期负面影响也需要金融监管配合解决。

强化金融的公平性

疫情蔓延导致全球失业率暴增，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体经济治理的关注点从重视效率转向更加重视就业和公平，并对金融监管提出同样的要求。以全球金融监管引领者之一的美国为例，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追求增加金融供给效率、松绑金融创新而不断放松金融监管不同的是，拜登政府的金融监管或将更偏向于追求提升民众从金融中获益的均衡程度。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放松金融监管的政策，削弱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监管机构的权力，放松或废除了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款。拜登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可能更加关注完善和强化消费者金融权益保护和扩大金融服务范围等。一方面，强化以法律形式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和保护职责，巩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地位，提高其监管的权威性；同时，提升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执法活动水平，加强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各监管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另一方面，强化普惠性、共享性，进一步增加中小投资者和长尾零售金融消费者的博弈能力，扩大普通企业和普通民众的金融可获得性。

继续提升金融监管的弹性

疫情期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实施了无限量宽松政策以阻断流动性危机向金融危机传导，但这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风险吸收恢复和金融功能发挥是支撑金融韧性的支柱，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影响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系统的监管框架《多德-弗兰克法案》，则过于严厉，带来过高的监管成本和副作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不利于金融韧性的提升。目前美国经济恢复速度加快，疫情的负面影响日渐式微，经济自由活力的恢复与僵硬的监管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2018年5月，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及消费者保护法案》，阶段性放松金融监管，迎合了增加金融监管弹性的诉求。拜登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可能会继续平衡风险和效率的关系，消除和抛弃妨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政策。

其中，继续放松“沃尔克法则”可能是重要的方向之一。“沃尔克法则”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约束场外交易（OTC），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沃尔克法则实施后争议不断，主要在于，虽然沃尔克法则的目的是减少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投资行为，但是“一刀切”式地禁止自营业务和投资相关基金，也削弱了银行创利和风险规避能力。2020年6月25日，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批准了对沃尔克法则的修改，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同时，监管机构还取消了银行在与关联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处于结构性调整中，在逆全球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链重塑、国际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经济恢复速度加快，全球资本流向美国的幅度加大，对金融市场创新产品的需求增大，继续限制金融市场交易已经不合时宜。美国金融监管或将在对过度投机进行约束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对金融市场交易的限制，适度扩大市场自由和创新空间，以进一步提升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坚持技术中立原则，强化对金融科技的功能监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疫情加速数字经济发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