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气候治理中的合作与博弈

2021年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世界地球日”之际邀请了包括中国、俄罗斯等38个国家的领导人及两位欧盟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参加为期两天的气候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在当前气候治理问题成为全球重要议题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产业投融资等方面有合作的可能，但中美的长期博弈决定了二者在气候治理领域中也将存在博弈。对此，我国必须深入分析和研判全球气候治理新局面及博弈的形势，提前开展气候布局，做出积极应对。

气候峰会上的各方回应

在此次气候峰会上，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计划2030年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配合此前拜登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涉及大量应对气候问题和推进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足以体现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野心。此外，日本提出了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的减排新目标（比此前26%的承诺高出了20%）；韩国宣布停止为海外燃煤电厂项目提供公共资助；加拿大计划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于2005年的减排力度从30%提高至40%—45%；巴西承诺2030年实现50%的碳减排并在2050年比原计划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英国则最为激进，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提前十五年在2035年走向“碳中和”目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洲气候法》达成的临时协议中也提出将2030年较1990年的减排目标从40%增加至55%。但从现实角度来看，部分欧美国家在气候峰会上的新目标仅是“空头承诺”，并未提出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表明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与态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讲话中强调，中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并“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其提出的六点“中国主张”展现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增强了信心；同时也表明，中国努力走绿色发展之路，本质上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而非本末倒置为了减排而减排，更不会空谈目标。

中美在气候领域中合作与博弈并存

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但同时，在中美双方长期博弈格局不会改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博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美在气候治理中的合作意义与可能性

一方面，气候合作有望成为缓解中美紧张局势的一大突破口。拜登政府要修补此前受到严重损害的国际关系，重拾自美国2016年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停滞不前的低碳环保领域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气候领域的合作可以成为与中国开展长期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在气候峰会之前，4月15—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讨论了气候危机相关问题。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一份《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前两大碳排放国，二者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举措与合作方式，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中美有望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上追求共同利益。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2016年奥巴马时期成立的的中美绿色基金。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将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鉴此，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美在气候领域的竞争与博弈不容忽视

尽管中国存在与美国探索气候合作的可能，但其前景或面临一定的制约。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了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其中将中国列为威胁名单的首位，并提及气候变化上“势均力敌的竞争”。美国与中国保持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双方气候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与此同时，美国气候政策长期以来存在两大不确定性：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