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和中国的绿色金融之路

主持人

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管清友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尤其是碳排放的不断增长，使得全球气候面临日益恶化的危险。为保护共同家园，各国纷纷行动起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最终达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碳达峰，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政策宣示，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而要达到上述目标，需要付出长期的、系统的、艰苦的努力。财税、金融、环境和产业政策均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将有怎样的路径选择？中国又将走出一条怎样的绿色金融之路？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气候变化有人为因素也有非人为因素，两位能不能简要介绍下，为什么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对此有何责任？从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到最终形成气候协定，承诺减排、达峰和中和，国际社会对此进行了怎样的持续努力？主要国家以政策宣示或者法律法规的方式，做出了怎样的碳中和政策安排？

彭文生：来自于《自然》等权威期刊的文献研究表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快速上升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一个问题。当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只是因为当代人的碳排放，也有过去数百年碳排放累积的原因。人类活动之所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外部性。也就是说，碳排放带来的收益归个体享有，但给地球造成的伤害却由全社会承担，造成了旷日持久的过度排放问题。

但是，到底气候变化有多严重，地球的气温上升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又会有多大，在社会各界有比较大的争议，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客观来说，我们确实不可能准确预知50年以后、100年以后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碳排放、碳的浓度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存续期超长，可能长达数百年。如果我们在50年以后发现气温上升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那个时候再做碳减排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付出再大的代价，哪怕回到原始社会，可能也无可挽回了。所以，今天我们做碳减排，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买”一个巨灾保险。买保险是要付保费的，碳中和的“保费”就是当前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拖累。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超时空的“巨灾保险”，仅靠市场的自发动力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靠政府干预和国际协同的方式来实现。

管清友：工业革命之后，二氧化碳排放开始持续增加。因为工业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开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急剧增加。这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甚至会引发气候危机。在此背景下，1997年《京都议定书》应运而生。

但从结果来看，《京都议定书》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协定，有的国家不参加，有的国家中途“退群”，甚至在第二承诺期没有结束的时候，又出现了全球碳排放总量反弹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减排义务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如果自上而下对温室气体减排量强制性进行分配，必将加剧国与国之间在这件事情上的矛盾。因此基于《京都议定书》、更新更完善的《巴黎协定》随之诞生，这也是我国兑现碳中和、碳达峰承诺的政策准则与根基。虽然有不少声音质疑《巴黎协定》中的减排目标低、缺乏约束机制，但我国对此重视程度非常高，一直在积极推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进程。此次提出“30·60”承诺，时间紧、任务重，但也彰显了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毅力与决心。

钟伟：碳达峰和碳中和是持续的系统工程，从政策成本看，可能需要巨大的持续投入；从技术路径看，可能需要能源更多转向绿色能源并改善电力系统，产业政策更多做提效减排等；从碳捕获、碳汇合和绿色建筑等技术创新看，也会对碳达峰碳中和有很大的影响。以两位的观察，中国要力争达成“30·60”目标，可行的路径安排会是怎样的？

彭文生：就碳中和的路径而言，传统的政策分析框架是测算碳的社会成本，即将碳排放导致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通过将社会成本内部化为碳价的方式，来约束碳排放。这个过程被称为估算碳价或者“碳定价”，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但估算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容易产生争议。

在碳中和方向已定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已经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地实现目标，也即需要成本-有效性分析。从这个角度看，绿色溢价可能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政策分析框架。绿色溢价的含义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是以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为基础，进而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分析框架，能够给我们更多具有实操性的政策启示。

在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下，能够推导出一个包含了碳定价在内的综合公式，即：碳中和之路=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根据我们的CGE模型测算，仅通过碳定价难以有效推动碳中和，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这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干预，比方说尽快制定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对经济而言，这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带来发展新机遇。

管清友：减排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要从技术和经济两个维度同时发力，才有可能抢下这一高地。

一方面是技术。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未来主要能源消费国也很可能将会逐渐减少对石油天然气的消耗，新能源技术更加先进且应用度高的国家将会在这一轮博弈中取得胜利。事实上我国在新能源领域也有了较大突破，全球50%太阳能电池的晶硅材料是中国生产的，全球60%左右的逆变器是中国生产的。由于中国的贡献，过去十年太阳能发电每度的成本下降了90%。整体来看，势头还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是经济，也可以说是产业，技术升级也会推动产业升级。碳达峰、碳中和势必会倒逼钢铁、建材、化工、汽车等传统高排放行业转型升级。以汽车行业为例。2018年以来，我国的乘用车消费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销量已经开始逐年减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逆势上涨，甚至迅速攀升至10%以上，大规模挤出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传统车企已经到了“不革命就会被革命”的处境，汽车产业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其他行业在未来也会面临这种产业转型。

钟伟：绿色金融政策必然会对碳达峰和碳中和有重要影响。人们习惯于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碳交易安排等产品角度去解释绿色金融。在两位看来，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大致框架应包含哪些要项？绿色金融会对相关行业和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对传统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彭文生：在碳中和的道路上，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支撑绿色投资。根据中金各行业研究团队的分析，清洁电气化、节能减排以及氢能、碳捕捉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技术路径。据此测算，未来四十年的绿色投资需求将达到140万亿元，年化来看约占每年GDP的2%。其中，在2021—2030年的碳达峰阶段，绿色投资年化需求约2.2万亿元/年；2031—2060年的碳中和阶段，绿色投资年化需求约为3.9万亿元/年。分行业看，未来四十年电力的绿色投资需求最大，总需求达到67万亿元；其次为交通运输和建筑，总需求分别为37万亿元和22万亿元。需要说明的是，140万亿元可以看成是未来四十年绿色投资需求的下限，还有些难以明确量化的投资没有考虑在内，例如碳排放监测设备、数字碳中和以及部分小规模碳排行业的绿色投资需求等。

庞大的绿色投资规模，需要绿色金融大发展与之配套。目前看，这两者之间的匹配度并不高。例如，2019年信贷在中国绿色融资中的占比高达约90%，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仅分别占7%和3%。对于电力行业而言，它的绿色溢价比较低，可以采取风险偏好较低的信贷作为主要的金融支持方式；但对于交运、建筑等行业而言，它们所依赖的氢能、碳捕捉等碳中和技术尚不成熟，更适合采用风险偏好较高的股权融资方式。

结合前面的测算，预计未来四十年，绿色资本市场融资增速将会远高于信贷，占未来绿色金融的比重有望从当前的10%上升至约40%。因此，要加速绿色权益市场的发展，以增强氢能、碳捕捉等不成熟技术的研发力度。

管清友：碳中和、碳达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传统模式显然行不通，需要换道超车，能源革命和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要实现这一目标，技术和资本缺一不可，其中自然少不了金融的助力。各部委密集出台金融政策，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如今，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在我国都已相对比较成熟；但上述几种绿色金融工具还只是在“方向”上“绿色”，仅仅是在资金的流向上对于“绿色”相关企业予以了倾斜，市场化程度低、可持续性不强。

我建议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点落在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上。我国目前每年碳排放总量超过100亿吨，以2025年纳入碳交易市场比重30%—40%测算，未来中国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规模将在30亿吨以上。这一规模与欧盟总排放量水平相当，完全具备建设交易所的基础。

钟伟：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做出政策宣示，显示了国际担当。在两位看来，开放的绿色金融体系，有可能与国际金融市场和机构产生怎样的互动？会否形成一个绿色金融的国际共识和行为准则？

彭文生：从国际气候治理的视角看绿色金融问题，也被称为“气候金融”。这个概念诞生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资金议题的谈判中。广义的全球气候金融包含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所对应的所有国际投融资活动。根据《巴黎协定》条款，2025年前发达国家应当考虑发展中国家需求，每年提供最低1000亿美元的集体融资。然而，根据OECD的数据，2016—2018年，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规模与该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在当前主要大国一同推进碳中和的背景下，相信在气候金融方面会形成一些国际共识和行为准则，例如绿色项目标准如何制定等等。

不过，这样一种国际共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绕不开一个关键的国际碳定价问题；或者说从全球角度看，各国之间应该实行差别碳价还是统一碳价。根据绿色溢价的框架，应倡导各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碳中和道路，而不是去追求国际整体划一的碳价。

管清友：未来，绿色金融体系核心枢纽很可能会落在碳交易上。如果说与国际上互动的话，碳交易也是可能性最大的。单独从技术上看，未来至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能源革命可能确确实实要由中国来引领。若干年后，随着我国“中和”与“达峰”目标的实现，加上全球碳交易成功并轨，中国也许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卖碳翁”。届时全球格局可能会对全球能源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钟伟：谢谢两位的参与。尽管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争议仍存，但当下各国已纷纷行动起来，力争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彭首席将其类比为巨灾保险。两位都指出了碳定价的复杂性，彭首席主张各国差别定价，管博士重视碳交易市场建设。中国做出了“30·60”的政策宣示，这意味着未来该政策的综合成本不会低于GDP的2%，可见目标之艰巨。主要国家应当就此形成长期行动共识，以及治理技术和资源的共享，责任和成本有差别的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