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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虚拟货币“挖矿”业务风险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1期

2021年以来,贵州省服务贸易跨境收入快速增长,其中一半以上的收入名目为“计算机服务”。通过进一步监测、核查、座谈,管理部门了解到,服务贸易跨境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向境外提供虚拟货币“挖矿”算力服务的数家辖内企业。本文以贵州计算机服务收汇情况为切入点,结合近期虚拟货币行情态势,梳理了境内企业挖矿业务模式、特征和衍生风险,并就其管理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行情引发“挖矿”浪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纷纷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类资产价格泡沫。虚拟货币更是走出一轮单边上扬行情。最有代表性的是比特币,其上涨行情自2020年3月份开始启动,从4000美元左右接连突破1万、2万、3万多个整数关口;2021年以来,更是高歌猛进最高突破6.4万美元。以太坊、狗狗币等虚拟货币价格随之扶摇直上,其中狗狗币近一年以来已暴涨逾180倍。高涨的市场情绪吸引各路资金大量入场,虚拟货币的“挖矿”行业随之大范围兴起。

贵州计算机服务收汇激增与虚拟货币行情高度吻合。贵州省“计算机服务”跨境收入自2020年四季度开始快速增长,当年计算机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8倍。2021年以来更有加速增长之势,一季度“计算机服务”跨境收入同比增长2.4倍,在全省服务贸易收入中占比过半。通过进一步调研、核查发现,辖内数家企业通过为境外虚拟货币“挖矿”提供算力服务而获得高额收入。企业表示,并未直接参与比特币交易,其提供的算力服务仅为“挖矿”的中间环节。辖内计算机算力跨境收入在2018—2019年间零星出现,2020年开始明显放量,随后呈现急剧增长态势,与本轮虚拟货币单边上扬行情高度吻合。从相关企业交易看,单笔交易金额主要介于50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之间,境外交易对手主要集中在美国。通过互联网查询,个别境外交易对手有明确的加密货币业务。

“挖矿”模式因挖矿主体不同可大致分为四种形式:一是投资者自己购买矿机,在电力充沛、电价低廉、政策允许的区域搭建矿场,需专业技术团队维护矿场日常运行。二是向大型矿场直接购买算力合约,简称“云算力”,不需要考虑矿机维护,投入相对较小,但无矿机所有权,且存在矿场签约后不提供服务直接“跑路”的风险。三是与专业托管机构直接合作,拥有矿机所有权,并全权由对方托管。此类托管机构常建在大型电站附近,或部分大型电站直接承接此类业务。四是个人使用电脑CPU/显卡/矿机挖矿,为解决个人挖矿效率较低,单独几台电脑/矿机很难挖到币的问题,遂衍生出“矿池”,即矿工群体一起挖矿,挖到矿后按每个人的付出分配相应的收益。目前,我国境内挖矿企业主要采用“自己购买矿机建立矿场”和“由电站附近的专业机构托管矿机”两种模式开展挖矿业务。

用电成本是“挖矿”行业中的最主要支出。调查显示,虚拟货币“挖矿”成本主要包括矿机设备、机房租金、营运维护以及电费支出。其中电费支出占总成本的90%以上。目前,国内外均已高度重视虚拟货币“挖矿”所带来的能耗问题。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表明,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为121.36太瓦时(1太瓦时为10亿度电),超过了阿根廷、荷兰等国家年耗电量。如果把比特币类比成一个国家,其耗电量可排进全球前30,且仍有不断攀升之势。中国科学院汪寿阳、清华大学关大博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利用碳排放模型模拟,追踪了中国比特币区块链操作的碳排放流。研究发现,根据当前的比特币挖矿趋势,相关区块链操作能耗预估将在2024年达到约297万亿瓦时的峰值,并将产生约1.3亿公吨的碳排放。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欧洲全部中等国家(如意大利或捷克共和国)的全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电力成本较高,目前国内“矿场”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内蒙等电价较低、能源充足的地区,且在近期碳减排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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