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资管理者手记：与汇改偕行
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倒逼企业逐步培养风险意识。在经历了三轮汇改之后，中国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已得到了显著提升：主观意识上有突破，管理策略不断完善，并能以国际化视野统筹风险管理。当前，中国企业的财资管理呈现出快速发展、渐趋精深的态势。本刊邀请了三位企业财资管理从业者，请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中国企业紧跟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成长蜕变，驾驭外汇风险的管理历程。
01 汇改拓宽司库空间
徐连生 法国赛诺菲集团亚太区司库
作为一名企业司库，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几次重要节点，刚好与我个人职业发展节点高度吻合，因而对历次汇改，我都深有感触。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汇率并轨，我恰好从中资银行跨入外资银行；2005年“7·21”汇改当天，也恰巧是我从巴斯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加入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日子；而2015年“8·11”汇改那天，我则恰巧在新加坡办理一项重要的交易。上述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企业财资管理工作的空间不断被拓宽，而作为一名职业财资管理者，我也非常有幸见证了这段发展历程。
1994年汇率并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节点，它解决了当时市场上双重汇率的复杂性。在汇率并轨前，我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行的双轨制，外汇调剂价格显著高于官方汇率，而企业多在外汇调剂中心以外汇调剂价格来进行外汇买卖。汇率并轨与银行结售汇制度同期实行后，国家取消了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并规定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均须按照银行挂牌汇率全部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因此，企业可以到银行进行外汇交易，按照市场官方汇率进行外汇买卖，企业的购汇成本显著下降，而银行的外汇交易也迅速增长。
我对在汇率并轨后参与的一个项目印象颇深。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巴斯夫与国内一家石化巨头联手合作，计划投资当时国内最大乙烯项目在南京落地。当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都面临外汇收支自行平衡的要求。这一要求对于完成一个几百亿体量的重大投资项目来说，如何找到外汇资金支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引进了当时国内非常少见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模式，除了邀请中资银行，还引进外资银行以获得外汇贷款；同时，凭借项目稳定运营产生的外汇收入来确保外汇贷款偿还能力。通过团队的努力探索，我们满足了当时较大额度外汇收支自行平衡的管理要求。此外，在该乙烯项目的财资管理工作中，我所在的团队还引入了当时看来较为先进的外汇风险管理产品，如利率掉期、零成本期权等，既锁定了项目资金成本，降低了外汇风险，确保了该项目平稳运行，也将国外先进的财资管理经验带到了中国市场。
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汇率应声跳跌至8.7；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保持在8.27。2005年“7·21”汇改改变了此前汇率单一固定的常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单一盯住美元转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对涉外企业来说，2005年“7·2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告别了单一固定，开始出现浮动，企业可以通过开展外汇远期、外汇掉期等多样化的业务以管理外汇风险。因此，2005年“7·21”汇改打开了企业财资管理的空间，企业由此开始搭建外汇风险管理体系，着手进行外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我从巴斯夫（中国）加入阿尔斯通（中国）。此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为外资企业中国司库角色的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与巴斯夫（中国）深植于化工行业不同，阿尔斯通（中国）是聚焦轨道交通、电力设备和电力传输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企业，它的项目周期相对更长。因此，如果没有预先做好外汇风险管理，那么汇率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项目成本变化也将不可估量。在阿尔斯通，我们通过远期、期权等外汇产品来锁定汇率风险，以实现在项目建设期间汇率波动不会给项目带来不确定性的效果。而我们的外汇管理策略，也是在“7·21”汇改的大背景下，才得以施展和实现的。
正如上文提到，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建设周期非常长，应收账款的周期相应也较长。对此，财资工作者需要运用远期、期权等工具，根据客户的付款进度，对外汇敞口风险进行逐期锁定。比如对于一个3—5年的中长期项目，从第3年开始，就应执行一个3年的外汇远期交易，以便在项目的第3、4、5年逐年锁定外汇风险。在具体执行上，需要统筹考虑的内容就更多了，包括对外汇风险敞口的计算、对外汇风险管理成本的计算、对汇率走向的预测和分析等。
锁定汇率风险是企业财资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业务，也是企业财资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促进企业管理的有益手段。它可以确保企业经营利润不会因为不可预见的外汇风险而缩减；通过一定成本的提前锁定，可以保障项目和企业本身的正常运营。需要指出的是，汇率风险的锁定是双向的，而非单方向锁定。因为汇率的波动是双向的，也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只进行单向锁定，那么项目依然会面临一部分不可控风险。
“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再次提高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在此之后，随着汇率波动弹性的显著扩大，企业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难度也随之相应增加，因此，合理运用外汇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在“8·11”汇改过去的这6年时间里，据我观察，无论是外资还是中资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都在不断加强，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均展现了较好的适应能力。
在这段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以及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也给企业做好外汇风险管理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以来，人民币结算范围不断扩大，很多跨国公司在与海外进行交易往来时，更多会考虑采用人民币结算。而对于境外企业，“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进一步扩大，使得境外企业可以更加自由灵活地在离岸市场进行外汇风险锁定。
回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20多年的改革历程，我国汇率制度已经从过去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转变为根据一篮子货币进行有管理的双向浮动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双向波动的区间也不断拓宽。在此过程中，调控的作用不断被淡化，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一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足的努力才取得的。
在经历三轮汇改之后，中国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已得到了显著提升。一是主观意识上有突破。无论是企业的负责人，还是企业司库，大家都意识到外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二是管理策略不断完善。外汇风险锁定已经成为目前司库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策略和管理工具根据市场变化也在不断创新和完善。三是能以国际视野统筹风险管理。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早已不限于单一币种，除了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化的流动性货币，中国企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对跨境流动面临一定限制的币种（如印度卢比）等开展外汇风险管理。不过，部分企业在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仍然存在投机心理。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是双向波动的，赌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难免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教训。
作为一名企业司库，确保企业正常经营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正确的做法是，将外汇风险管理与主营业务收入进行切割，不能单纯以盈利与否来衡量外汇风险管理工作。过往炒汇投机的案例已经给市场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企业应该吸取这些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02 本土企业汇率管理一路探索
李鑫 某央企集团资产财务部资金处负责人
2005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我进入到了一家承包工程类进出口央企从事结算工作，立刻就经历了2005年的“7·21”汇改。当时公司对汇率变动异常敏感，也给了结算部门较大的工作压力。在美元汇率进入渐进贬值通道阶段，我们除了保留短期内对外付款所需要的外汇，基本上要拿着公司的每份出口合同与业务部门去核对预计的收款计划，争取在第一时间完成银行端的收汇审核及申报工作，并且迅速即期结汇为人民币，以保证尽可能地“多收款”。即使如此，每次在计提汇兑损益时，仍然无法改变单边波动中的外币计价资产因汇率下跌导致的损失。为了寻找更好的汇率管理工具，我当时就向结算银行系统学习了外汇远期产品的功能和作用，开始思考公司能否通过外汇远期锁定的方式，在单边走势的汇率市场中减少外汇资产的汇兑损失。
时间很快来到了2008年。在经历了一轮加速下跌行情后，美元汇率进入了新一轮稳定区间，基本在6.5—7区间波动。这一平稳期，给了尚未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司一个喘息的空间。我所在的结算部门也腾出手来开始制定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以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风险。巧合的是，2009年国资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国资发评价〔2009〕19号），旨在规范央企金融衍生业务，避免运用衍生品业务进行投机。基于这个背景，正在准备启动衍生品交易的公司，更加谨慎地对待起草中的衍生品方案，生怕会踩中一些未知的红线。虽然有颇多顾虑，但是从实际业务需要出发，公司还是在2011年决定授权由结算部门牵头，启动公司衍生品业务，对已有明确收款计划的项目现金流用远期结汇的方式进行锁定。出于谨慎原则，公司第一次批准的远期锁定授权金额很小，但是这一小步的尝试，却成为公司后来衍生品操作的一大步，自此公司外汇套保业务正式启动。
经过几年的内部建设，公司在外汇套保操作原则、管理流程、交易规模、内部推广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司项目部也愿意通过远期锁定来规避汇率风险。不过，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企业的汇率避险理念也在接受考验。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逐步在6.04位置稳定，并出现阶段性回调。之前项目组锁定而未交割的远期交易，随着市场变化出现了浮动损失，公司汇率管理方案因此面临新的压力。2014—2016年间，公司内部对于开展外汇套保争议较大，结算部门只能在授权范围内继续小规模地锁定远期收汇，几乎没有项目部主动递交锁汇申请。虽然在汇兑损益方面继续通过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每年都能有较大浮动盈利，但是公司的外汇资产敞口几乎都暴露在市场面前，属于纯粹的看天吃饭。
在此期间，2015年“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