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外汇”支撑中流砥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外汇资金在我们党领导开展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梳理和总结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红色外汇”管理工作经验，对于指导新时期外汇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全民族抗战时期外汇资金对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

全民族抗战期间，我们党经历了两段经费极为困难的时期。一是1937年前后，党中央和红军初到陕北，物资极为匮乏。当时，陕甘宁边区经过十年内战，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加上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收支矛盾极为突出，甚至已经影响到军事调动。二是1940年至1942年期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导致敌后抗日斗争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与财政工作总方针，陕甘宁边区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生产自给”。1943年以后，经费问题才逐步好转。

在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同时，党也认识到外部援助对全民族抗战的积极作用。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强调，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解放区、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条件。

面对革命斗争任务艰巨、经费来源有限的困难局面，外汇资金弥补了党在抗战初期的经费不足，支持了党在全民族抗战相持阶段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成为党在国统区、敌占区开展工作的重要保障。

抗日财经生命线：外汇资金的接收、运转和使用

根据笔者梳理，全民族抗战时期，我们党接收的外汇资金总规模超过900万美元，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以美元、卢布等币种为主。这部分资金援助的金额，根据苏联档案记载，总规模约为363万美元，对党坚持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是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赠支持，主要是美元、英镑等币种。根据资料记载，1943年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抗战以来党收到美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捐的资金达一千多万元，约折合50万美元。此外，党还收到南洋、英国、法国等地华侨和进步人士捐款。三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运送的13万两黄金，约合484.1万美元。此外，党的自有经费也会部分兑换成外币和黄金，以防止通胀和货币贬值。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采取国际汇款、专人随身将钱款带回、宋庆龄等进步人士转交等方式。部分资金到达国内后，就地兑换并由专人送往延安。例如，1937年共产国际援助的数十万美元，就是由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转交给负责外汇资金兑换和运转的毛泽民，由其先进行小额兑换，待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再由专人分批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用于购买急需的军用物资，最后转运至延安。

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赠

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捐赠，主要由派驻机构接收或由宋庆龄等进步人士转交。为满足全民族抗战斗争的需要，党在“延安-重庆-贵阳-香港”之间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地下交通线，输送部分外汇资金。在“重庆-延安”一线，外汇资金在重庆兑换并运往延安，途中经过成都、西安、洛川等地，少则需要8至10天，遇到国民党刁难则需20天。交通工具主要是华侨捐赠的1辆救护车和4辆卡车。司机中有不少是爱国青年华侨，有的在运送外汇资金的途中为国捐躯。在“香港-贵阳-重庆”一线，外汇资金在香港兑换并运往境内。捐款先由联和行（华润集团前身）的杨琳送到桂林或越南海防，再由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接回物资，经重庆转运延安。

招远黄金

1938年，胶东区党委成立“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领导秘密收集黄金及富矿石、采金、管理金矿等工作。所收集的黄金由基层党组织接收，再由八路军运金队伍将黄金从胶东运到当时山东省委和山东军区所在地沂蒙山区，然后穿过晋察冀地区的日军封锁线，以各根据地接力的方式运至延安。1941年的一次运输任务中，运输的黄金高达3万多两，由八路军两个营运送，总共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穿过日军十三、四道封锁线。为保障黄金安全，运金部队战士绝不恋战。秉着“人在金子在，人与金子共存”的精神，很多同志在运送黄金途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对外汇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我们党对外汇资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援陕甘宁边区建设。1937年至1942年，陕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