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格局
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美元开始更加自如地控制世界货币金融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国际货币体系转变为以纯粹的信用（债务）货币为基础的美元体系。
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
所谓美元体系，是指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后，由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即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计价结算中居主导地位，在全球官方储备和金融资产中居领先地位，在全球信用周转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现阶段的美元体系主要依靠三个机制来运行。
第一，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当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并于1974—1975年间联合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交易用美元计价的“不可动摇协议”，形成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这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须储备美元，从而使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二，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间接输出美元，以及通过资本项目持续逆差直接向世界输出美元这两条渠道维系美元在全球的扩张不同，在美元体系下资本流入而非资本流出对其运行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提供开放的最终商品市场，其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弥补主要依靠这些国家美元储备的“还流”——以购买美国国债或公司债等形式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也就是说，向美国出口商品与服务的国家在赚取美元以后，不得不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借给美国；否则，由于美元是世界计价、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若美元供给增加便意味着美元贬值。其结果是，一方面顺差国自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另一方面顺差国货币升值，对其扩大出口不利。所以，美元体系下的顺差国不得不维持着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再次投资于这些国家（约70%用东道国货币计价），在赚取各种资本收益的同时更可以赚取美元贬值的红利。这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获取财富转移效应，并让全球为其分摊霸权成本的重要途径。
第三，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目前，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用美元计价，这意味着美国对自身的对外负债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鉴于几乎所有货币危机都是某种货币错配的结果，因而只有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才真的可能出现危机。否则，难言“美元衰落”或“美国衰落”。
进一步看，当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由“信用货币体系”取代了黄金本位之后，便成为了“债务本位”，其核心逻辑是：钱就是债务，债务就是钱，有钱就有债务，无债务就没有钱。其结果是，债务增长快于货币创造（杠杆），货币创造快于商品财富的增长。这是一种依靠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欠债越多，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无疑是所谓新货币理论（MMT）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背景。
美元体系的性质
第一，美元体系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人为扩张，因而它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与美元体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美元体系是非合作的、单边主义的。美元体系的权力经常表现为这样一种状态：该体系在为其成员提供诸如美元流动性、交易和结算便利等“公共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对其产生严重的不对称依赖，迫使系统内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支撑或维系这一体系；而且，由于摆脱了黄金约束，它可以“合法地”放弃其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关政策与行为更加具有自利性。
在此过程中，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转变决定了其货币政策更具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与自利特征。一是美元体系下金融逻辑的变化——从“债权人逻辑”转化为“债务人逻辑”。即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借贷关系中，不再遵守维护债权人利益、欠债还钱且要求债务人必须做出相应调整的规则，而是开始实施维护债务人利益、欠债不还且要求债权人必须做出调整的规则。而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就在于，维护一个允许美国可以坚守“债务人逻辑”、大量举债而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因此，美元的升值或贬值已不再是货币地位或国家实力变化的评价指标，而是美国调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与方向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应，国际收支失衡或全球经济失衡本身，是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一个伪命题。二是美联储在摆脱了“黄金魔咒”后，再度摆脱了“央行魔咒”，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约束的自律性，转变为美国自身利益决定的自利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通过抛掉“黄金魔咒”，美国政府摆脱了国际收支的限制，获得了通过货币发行控制世界的权力，不再必须去“挣到钱”，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借到钱”来实现经济扩张。此后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联储又抛弃了“央行魔咒”（央行必须确保自身独立性，将其职能专注于金融稳定领域，不能扩张到财政等其他领域），使得美国政府可以从“借到钱”，进一步演变为“印出钱”。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美联储的身份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后贷款人”转变为“最后的做市商”。自去年开始，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采取了“平均通胀目标制”，就业状况成为货币政策调整的核心指标。总体而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货币政策的国家，其越来越具单边主义性质的货币政策，是导致世界经济、政治冲突的重要根源。
第三，美元体系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源）控制系统。该系统的含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内国家无法单独改变规则，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尽管系统内国家面临着美元汇率波动、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矛盾等日益增大的成本，且经常面临各种货币金融风险，但推翻该体系的成本更大，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系统崩溃恐惧”。这种恐惧将所有系统内国家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实质上成为被美元体系绑架的“人质”。美国判定，系统崩溃的压力或恐怖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元波动与政策变化给系统内国家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其“绑架”功能使得系统内国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支撑该体系的运转。这是美国可以通过显在或潜在的违约行为打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可以任性发动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背景。
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美元体系的全球性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拥有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及其协调、实施机构；二是美元全球使用的网络外部性，计价、结算的习惯与传统；三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并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四是拥有全球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和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五是拥有超强的金融制裁权力；六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全球性传播。归纳起来，就是拥有全面、系统和强大的硬权力与软权力。